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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推进交通运输信息化智能化发展的指导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计划单列市、经济特区交通运输厅（局、委），天津市市政公路管理局，天津市、上海市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局，部属各单位，部内各单位，部管各社团，有关交通运输企业：
　　为了充分发挥信息化智能化在引领交通运输转型升级，推动交通运输现代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导，围绕交通运输转型升级，积极推进信息化智能化发展模式创新、现代技术应用、业务流程优化和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切实提升交通运输行业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为推进综合交通、智慧交通、绿色交通和平安交通建设，加快实现交通运输现代化提供坚强支撑。
　　二、建设目标
　　到2020年，基本形成目标一致、功能协调、运转高效、有机衔接的交通运输信息化智能化发展总体格局，交通运输信息化普及程度大幅度提升，重点领域智能化发展取得突破，交通运输信息化智能化发展水平显著提高。
　　——基本建成全面高效的交通基础设施和载运工具运行状态感知体系，公共与专用相结合的信息通信网络满足发展需要。
　　——基本建成行业数据中心体系和信息资源互通共享的开发应用体系，信息系统间互联互通和信息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显著提升。
　　——基本建成统筹协调的业务管理系统和快捷、准确、全面的信息服务体系，物流信息服务和公众出行信息服务满足社会需求，交通运输信息消费规模快速增长。
　　——基本建成适应信息化智能化发展要求的技术支撑体系和可信可控的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体系。
　　——在运输组织、公众出行、城市客运管理、安全应急保障和交通电子支付等领域，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
　　三、主要任务
　　（一）加强信息化智能化发展统筹规划。
　　完善交通运输信息化智能化发展规划，制定总体功能框架和政策制度安排，明确实施路径、建设任务、技术体系和建设运营模式。加强不同运输方式、不同层级、不同区域以及与其他行业之间信息化智能化发展理念、建设目标和主要建设任务的有机衔接。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环境下，研究确定交通运输信息化智能化发展的重点领域、发展目标和发展路径。
　　（二）加强业务流程优化和管理模式创新。
　　按照信息化智能化建设需要，完善管理架构，调整资源配置，加快管理和服务模式创新，优化业务流程，明确业务信息的内容、标准和传输处理路径，不断提高行业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与信息化智能化发展。强化电子政务建设需求分析工作，建立项目绩效评估机制，完善项目全过程管理，确保工程质量。
　　（三）加强信息数据的采集、管理与应用。
　　提高信息采集密度，增加信息采集种类，全面增强交通运输信息采集、存储和处理能力。制定数据质量管理制度，切实提高数据质量。建设以部级数据中心为核心节点，省级数据中心为二级节点的交通运输行业数据中心体系。建立和完善满足综合交通运输发展需要的行业数据库。编制交通运输信息资源共享目录，建立共享机制，构建共享平台，促进与其他社会公共信息资源的整合应用，提高信息资源综合利用水平。
　　（四）加强重点应用领域信息系统建设。
　　加快推动安全应急、出行服务、市场信用、经济运行等交通运输信息化重大工程建设，加快推进物流公共信息服务示范工程、交通运输领域国家物联网应用示范工程、国家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应用示范工程和国家下一代互联网应用示范工程的建设。推进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海事卫星系统在交通运输领域中的广泛应用，加快推进全国高速公路光纤通信网络的建设和开发利用，大力推进道路货运车辆监管服务和数字航道等管理系统建设，推动综合办公业务、综合执法监督管理、廉政风险防控和政府网站等电子政务系统建设。
　　（五）加强智能交通技术集成创新和试点示范。
　　加快物联网、新一代移动通信、云计算、大数据管理、下一代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在交通运输领域的集成应用创新，加强智能交通示范工程引领作用。重点开展多式联运、甩挂运输、城市物流配送及仓储、交通信息服务、交通诱导、公共交通综合调度、客运枢纽管理服务、主动安全预警、港口自动化作业等领域智能系统研发与推广。加快推进电子不停车收费、公共交通一卡通、金融IC卡和移动支付在交通领域的推广应用。推进车联网技术在拥堵预防、节能减排、通行能力提升等方面的应用。
　　（六）加强可持续发展体制机制建设。
　　进一步明确交通运输信息化智能化项目建设和运营主体。明确政府职能定位，制定相关政策，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共同推动交通运输信息化智能化发展。支持采用项目代建、服务外包等方式，开展信息化工程建设和运营维护。支持企业牵头建设、运营交通运输信息采集和信息服务平台。支持各类主体依法平等使用信息资源，开展高品质、差异化、多层次的交通运输信息增值服务。建立市场准入和服务质量监管制度，促进交通运输信息服务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七）加强信息化智能化标准体系建设。
　　建立健全交通运输信息化智能化标准体系，强化基础性、关键共性标准的制修订，加快综合运输、物流信息服务等领域的标准制修订。加强各专业领域标准之间、行业标准与国家标准之间的协调，积极推动信息化智能化标准的国际化进程。积极组织和吸引企业开展信息化智能化标准制修订工作。加强信息系统、产品和服务的行业准入管理，建立交通运输信息化智能化标准一致性、符合性检测体系和技术平台，形成标准制修订、宣贯应用、咨询服务和执行监督的闭环管理体系。
　　（八）加强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建设。
　　建立健全交通运输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机制，全面落实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和分级保护制度，提升信息安全预警能力，加强网络与信息安全情况报送和通报。完善交通运输密钥管理和证书认证体系，应用密码技术保障集成电路卡、电子标签、智能信息终端设备，以及重要信息系统的数据存储和传输安全，为交通运输信息化智能化发展提供信息安全保障。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建立信息化领导机构，完善工作机制，将信息化智能化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强顶层设计，明确责任分工，强化对信息化工作的指导和协调。
　　（二）健全和完善资金保障机制。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积极探索信息化投资建设和运营模式。探索将基础设施信息采集系统的建设和维护纳入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养护范畴。加强交通运输电子政务系统运行维护经费保障。多渠道筹集资金，支持交通运输信息化智能化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和工程示范。
　　（三）加强人才培养和宣传工作。加强对行业从业人员的信息化智能化业务培训，支持和鼓励高等院校和职业技术学校开设相关专业课程。加强交通运输信息化智能化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全社会对交通运输信息化智能化发展的参与意识。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章）
2013年9月24日






对《救助办法》取代《收容办法》的探讨

沈岐红* 信阳师范学院政法学院 河南 信阳 464000


摘要：《收容办法》为《救助办法》所取代是历史的进步。《收容办法》违宪、违法，其废止是对宪法和法律的维护。《救助办法》的实施，很明显地体现了行政机关执政观念上的变化，即由过去的强制管制变成现在的服务管理。然而，《救助办法》所带来的新的治安问题与财政压力等不足，使我们应该对其有清醒的认识。

关键词：《收容办法》 《救助办法》 违宪、违法 进步性 不足

2003年8月1日，《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救助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救助办法》）正式生效，与此同时，1982年5月12日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以下简称《收容办法》）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收容办法》的废除，其根本原因是什么？《救助办法》的进步性表现在哪里？《救助办法》还存在哪些不足？本文就这些问题作一些探讨。

一

《收容办法》的实施二十多年来，其产生的“恶果”不断见诸报端，有人甚至认为它是“恶法”，学者们也对其是否违宪莫衷一是。关于它的废除，正式的新闻稿这样说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认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流动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1982年5月国务院发布施行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已经不适应新形式的需要”，真如其说吗？笔者认为，《收容办法》违宪、违法，其存在是对我国的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违背，应该变更或撤消。
第一，《收容办法》违反我国现行宪法。我国的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而《收容办法》则赋予了行政机关具有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的权力。宪法作为我们国家的根本大法，其权威性和神圣性不容侵犯。如果行政机关仅凭制定的规定性文件就能剥夺和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那么，宪法的神圣地位何在？
第二，《收容办法》违反我国的有关法律。我国的《立法法》第八条第五款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立法法》第九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决定授权国务院先制定行政法规，但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与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立法法》颁布施行于2000年7月，无论按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原则，还是按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收容办法》都违反了《立法法》的有关规定，原本从《立法法》生效起，它就应该自动失效。①
行政法规不得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不得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收容办法》作为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其内容违反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其废除是必然的。

二

《救助办法》取代《收容办法》，其目的是从根本上解决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问题，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和相关法规。《救助办法》共18条，内容包括对在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的原则，救助站的设立和管理，救助的范围，为救助人员提供的救助内容，救助站工作人员的行为，以及对违反者的责任追究等，标志着我国对在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工作进一步完善。《救助办法》的制定，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进步，一个成功。具体说来，《救助办法》的成功之处表现在：
第一，《救助办法》更加人性化，把强制收容变为自愿救助。《救助办法》规定，凡符合条件的，只须如实提供本人的姓名等基本情况，均可根据自愿原则，决定自己是否接受救助，且来去自由。救助站和受救助人员身份平等，救助站对于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既不会是施舍，也不会是恩赐。在救助站里，救助站向受救助人员提供符合食品卫生要求的食物和符合基本条件的住宿，如果突发疾病，救助站及时将其送往医院救助，而且还帮助受救助人员联系亲属或单位。对离开救助站没有交通费返回的还发给乘车凭证，这些规定，都切实地体现了“救助”与“服务”。
第二《救助办法》突出了救助经费的来源。《救助办法》第三条规定是：县级以上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需要设立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站，并应当将救助工作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予以保障。这就确定了救助经费的来源——当地财政，而非救助站自己的筹措，自负盈亏。这就避免了许多制度性漏洞和腐败问题，防止了救助工作人员对受救助人员的敲诈勒索。同时，《救助办法》第三条还规定“国家鼓励、支持社会组织和个人救助流浪乞讨人员”，这表明国家希望救助工作社会化，丰富了救助经费的来源。
第三，详细界定了受救助对象的范围，切实使真正的救助对象得到救助。《救助办法》细则中规定，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指因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无亲友投靠，又不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者农村五保供养，正在城市乞讨度日的人员，它向我们传达的是并不是所有的流浪乞讨人员都能得到救助，只有同时具备这四个条件，才能被救助。这些对救助对象资格认定的规定，既立足了当地的财政收入水平，又能为社会公平所接受。
第四，公安机关不再参与管理，仅仅充当服务的角色。《收容办法》在实施中的种种不尽人意可以说是公安机关的强制色彩太浓造成的。而在《救助办法》中，只在第四条规定公安部门在其职责内做好相应工作；第五条规定公安机关在执行职务时发现流浪乞讨人员的，应当告知、引导、护送。由此可以看出公安机关只有告知、引导、护送的义务，而没有命令、指示、要求的权力，公安机关不再体现出任何强制的色彩。
第五，充分保障被救助人员的人身财产权利，对救助站工作人员的职责作了详细的规定。《救助办法》第八条规定救助站为救助人员提供的住处，应当按其性别分别住宿，女性受助人员应当由女性工作人员管理，第九条规定“救助站应当保障受救助人员在站内的人身安全和随身携带物品的安全。与此同时，《救助办法》在第十四条对救助站工作人员的职责作了详细的规定，并公布了对违反职责的处罚，这些规定，使救助人员的人身及财产有了保障，使他们感到更加安全。

三

当然，在《救助办法》获得好评的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忽略其不足，尤其是其在实施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种种新的问题，谨防出现执法偏差的现象存在。《救助办法》在实施过程中可能会带来的问题有：
第一，加重当地的财政负担。《救助办法》明确了救助经费的来源，保障了《救助办法》的实施，但这一庞大的开支， 无疑会给救助站所在地的财政带来巨大的压力。救助站的设立，救助站内设备的购买，以及一日三餐的完全免费，这些加起来肯定不是一个小数字。试想，如果救助站所在地本身就很贫困，每年需要国家拨给大量的扶贫款支持财政，那么，它又怎能保障救助经费的到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说，我们在执行《救助办法》是应当心过分理想化，要立足国情、省情、市情，比如对城市生活无着人员的救助，应当建立在我们现有的财政收入的基础上，注意保障投入，保持平衡，否则，对其他贫困人员就是一种不公平。所以说，我们在实施《救助办法》时，应与当地财政状况联系在一起，合理分配经费，积极鼓励社会和个人参与进来。
第二，会给当地带来新的治安问题。受救助人员的“来去自由”会给当地社会治安管理带来一定的冲击。社会治安管理从一方面上看是对个人自由的一种限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其实质不过是对大多数人自由的保障，《救助办法》不应回避社会治安管理问题，而应规范受救助人员的自由，使其自由更加合理、可行。
第三，《救助办法》可能会给一些身强力壮的懒汉以可乘之机。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劳动的义务。而对于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来说，一部分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他们有权利从国家或社会获得基本的物质保障；而另一部分有劳动能力的乞讨者， 他们有通过劳动获得物质报酬的权利，这同样也是他们的义务。对有劳动能力的乞讨者，救助站的职责应该是给他们提供劳动机会，创造劳动条件，使受救助人员的权利和义务达到均衡。
第四，关于救助时间与救助次数的规定，《救助办法》也显得不尽合理。《救助办法》细则中将救助时间规定为一般不超过10天，而对救助次数没作规定，这就会使一部分受救助人员在一个地方接受救助后又逃到另一个地方接受救助，这不仅造成了救助资源的浪费，而且会使救助行为成为某一部分人的保护伞，不利于社会公平。因此，应该缩短救助的时间（一般以五天为宜），规定救助的次数（不超过三次）。

四

总之，《救助办法》与《收容办法》相比，其进步性是无容置疑的，因此，它受到了专家、学者的称颂，然而，法的制定并不等于法的实施，《救助办法》的立法宗旨能否得到贯彻，关键在于是否严格执行。这无疑是对我们广大执法者水平的考验。
但是，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严格按《救助办法》办事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因为造成问题的真正的社会根源——城乡二元制格局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户籍制度并未因此而改变②，要想真正解决问题，必须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恢复并保障公民的迁徙自由权，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救助才会更具有实际意义。

注 释： ①童之伟 《孙志刚案提出的几个学理性问题》 《法学》 2003年第7期
②殷啸虎 《收容制度若干问题的法理分析》 《法学》 2003年第7期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2003年第21号
（2） 《六问收容制度》 《南方都市报》 2003年5月27日
（3） 杨瑞春 《别了收容站》 《南方周末》 2003年6月26日
（4） 《民政部官员专访》 http://www.jcrb.com/zyw/n146/ca80719.htm
（5） 蒋德海 《违宪还是违法》 《法学》 200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