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隐私权侵权特点分析/王春胜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18 16:29:10 浏览:8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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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隐私权侵权特点分析
由于网络隐私权与传统隐私权的界定、处置有所不同，因此，在网络时代，公民的隐私权很容易遭到侵犯而无法维权，网络隐私权保护应着重做到：提高用户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建立完善网络隐私权保护的法律法规；加强网络行业的自律性建设；开展网络隐私权保护的国际合作。网络上频频发生的所谓“艳照门”、“兽兽门”、明星的照片、电话号码和身份证在网上曝光等事件说明网络生活中个人隐私被泄露已是不争的事实。关注网络隐私被非法侵害的问题，保护公民隐私在网络环境下的安全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侵犯公民网络隐私权，即指网络用户、网络内容提供商、网络服务提供商通过网络从事侵害他人隐私权的行为。这种侵权行为在侵权形式、客体、范围及救济方式等方面与传统侵犯隐私权行为有很大区别。侵犯公民网络隐私权的行为实质上是一种发生在互联网络空间这种特殊场合下的侵权行为，场合的特殊性决定了这种侵权行为与传统的侵犯隐私权的行为相比具有不同的特点。具体而言，互联网具有虚拟性、开放性、技术性、数字化、隐秘性等一系列特点，这是现实环境中所不具备的，而这种特征是网络环境下隐私侵权问题产生的最为主要的因素，这也使得个人隐私权保护在网络环境下应有不同的保护措施。网络环境下侵犯隐私权与传统社会条件下侵犯隐私权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侵权场所的特殊性使得侵犯网络隐私权的行为具有较强的隐蔽性。行为人侵犯他人隐私的行为是通过虚拟的网络空间完成的，而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和开放性决定了网络环境下侵犯隐私权的行为具有较强的隐蔽性。网络上显示的识别侵权人身份的资料通常情况下都是虚假的，侵权人在网上很容易掩饰自己的身份，因此，一些不法分子便通过网络进行一系列网络隐私侵权行为如网络攻击、非法刺探、搜集、加工、传播、利用个人数据等隐私性质的信息。另外，网络的技术性特征为包括个人数据在内的数据搜集、加工、存储、传播、利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网络的技术性使一般网络用户与那些具有技术优势的个人或企业存在技术差距，而这种技术差距使一般网络用户在毫无觉察的情况下个人数据资料已被非法泄露、传播或利用。
第二，侵犯网络隐私权的责任承担主体具有多元性。在网络环境下发生的网络隐私侵权行为，责任主体不仅仅是直接的一般网络用户，还包括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隐私权的行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二者承担责任的前提是有区别的，网络用户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承担一般侵权责任，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责任以明知或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为前提。
第三，侵犯网络隐私权更为复杂多样。网络的技术性为个人隐私的侵权提供了方便，使得个人隐私在网络环境中更容易受到侵害，同时隐私范围和隐私侵权形式方面相比现实环境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使得侵犯网络隐私权的行为更为复杂多样，如电子邮件地址、域名、IP地址等网络环境中特有的信息是否属于个人隐私，也即个人隐私的范围需要重新界定。又如对于提供网络接入、信息传播通道、传播空间、网络索引、汇编存档等及对网络信息的浏览、搜索、缓存、超文本链接搜索引擎技术支持服务等中介服务行为及其他一些可能涉及隐私侵权的行为是否构成隐私侵权等问题，即侵犯网络隐私权的形式更为复杂多样。对于界定是否构成侵权行为，目前来讲根据现行的法律尚无法判断。网络传播的互动性特征使得损害后果难以确定，像传播的范围、经济损失等难以界定。比如在网络侵犯著作权案件中，认定加害行为对受害人造成的经济损失有时十分困难。
第四，侵犯网络隐私权的行为认定存在较大难度。
主要是指被害人收集证据证明加害行为方面存在较大困难。网络用户通常都是以非真实姓名出现在网络中，这种匿名性特征使受害人很难找到真正的侵权人。
同时网页总是处于不断更新之中，即使是被害人通过截屏、网页备份等手段取得了证据，只要侵权行为人不予承认也难以取得证据的效力。
第五，跨地域性和国际性。网络具有无国界性的特征，隐私权的主客体、发生地等因素都具有国际性，网络传播不受地域限制的特征和网站之间的无限链接，使得加害行为实施地和损害后果发生地可以扩展到世界的任何角落，使侵权行为的影响突破了地域和国界限制。此类案件的管辖、法律适用和执行等问题也都会涉及国际私法的问题，这就使得网络环境下公民隐私权的保护需要各国之间的协调与合作。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春胜 刘 亮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计生委市财政局关于厦门市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实施办法的通知
福建省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厦府办〔2004〕228号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计生委市财政局关于厦门市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实施办法的通知
2004-10-14
各区人民政府，市直各委、办、局：
市计生委、市财政局关于《厦门市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实施办法》已经市政府研究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OO四年九月二日
关于厦门市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实施办法
市计生委、市财政局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的各项方针政策，更好地体现国家对计划生育实行奖励与鼓励的长期性和一贯性，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人口计生委财政部关于开展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实行奖励扶助制度试点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4〕21号），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是针对农村只有一个子女或两个女孩或子女死亡现无子女的计划生育家庭，夫妇年满60周岁以后，由市、区两级财政安排专项资金给予奖励扶助的一项基本的计划生育奖励制度。
第三条 各级政府要切实加强奖励扶助制度实施工作的领导，并将其纳入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内容进行考核。有关职能部门要结合各自职责积极参与奖励扶助制度实施工作，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增强奖励扶助制度的综合效益。
第四条 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对象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本人及配偶均为本市农村居民户口；
（二）本人或配偶曾经生育子女、本人及配偶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生育；
（三）本人及配偶现存一个子女或两个女孩或子女死亡现无子女；
（四）出生于1933年1月1日以后且年满60周岁。
第五条 奖励扶助对象转为城镇居民后，不再享受本实施办法规定的奖励扶助待遇。
第六条 奖励扶助对象户口在市内跨区迁移的，由迁入区继续实行奖励扶助。本市外户籍人口迁入我市且符合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条件的，在本市居住满五年后享受本市奖励扶助待遇。
第七条 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对象确认必须坚持公开、公正的原则，并按以下程序进行：
（一）本人提出申请。凡本人认为符合本实施办法第四条规定条件的，均可持本人身份证、户口簿及有关证明材料，向本人户籍所在地的村委会领取并填写一式三份的《厦门市农村计划生育奖励扶助金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属独生子女或纯生二女死亡的，还需提供有关的死亡证明。本人未办理居民身份证的，应有当地公安派出所（或公安分局）出具的当地户籍证明。申请人应在本人年满60周岁的前一年5月31日前填写《申请表》并交村委会（第一次执行，其时限根据具体情况另行安排，下同）。
（二）村民委员会审议并张榜公示。村委会在接到申请人的《申请表》和有关证明材料后，依照本实施办法的规定，对申请人的申请提交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审议，并在村委会张榜公示十日，接受群众监督，对群众有异议的，村委会应报送镇街计生办并在五个工作日内调查核实清楚后重新公布；特殊情况的，可延长十日。确无异议后，村委会在《申请表》签注意见，于6月30日前，将符合申请条件的对象资料报送镇街计生办。
（三）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初审并张榜公示。镇街计生办对村委会报送的拟奖励扶助对象的资料，通过走访群众、入户调查和同相关计划生育资料以及公安户籍资料核对等方式进行核实，核实后的申请对象名单在政务公开栏张榜公示十日，同时设立举报信箱，公布举报电话，接受群众监督。确无异议后，于7月31日前，将符合申请条件的对象资料以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正式文件报送区人口计生局。
（四）区人口计生局审核、确认并公布。区人口计生局对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报送的拟奖励扶助对象进行审核。经初步确认后，将拟奖励扶助对象名册发至村民委员会，在各村张榜公布，并将拟奖励扶助对象名单和举报信箱、举报电话通过报纸、电视等大众传媒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确无异议后，于8月31日前，将最终确认符合申请条件的奖励扶助对象名册和汇总人数上报市人口计生部门备案。
（五）区人口计生局对奖励扶助对象进行年审。对不符合奖励扶助条件的，要及时停止发放奖励扶助金，并追回已发的全部金额；对符合奖励扶助条件而漏报的对象，纳入下一年度奖励扶助对象确认程序。
（六）市人口计生部门每年应对各区人口计生局报送的奖励扶助对象进行一定比例的抽查，以保证奖励扶助资金发放的准确性。
第八条 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对象从年满60周岁当月起，按每人每月80元的标准按月发放，直至本人死亡之月止。本实施办法开始执行时已超过60周岁的不再补发。计划生育奖励扶助金不计入奖励扶助对象的家庭收入，不影响其享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和"五保户"待遇及其他应享受的奖励优惠政策。
计划生育奖励扶助金的发放按属地管理的原则由各区负责。
第九条 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所需资金由市财政已下放给各区的计生养老保险资金基数和区级财政分别承担。
第十条 奖励扶助制度实施工作所需经费由各级财政列入预算，任何单位不得向奖励扶助对象收取任何费用。
第十一条 人口计生部门利用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信息管理和监控系统实行动态管理，市、区每季度进行一次相关数据的汇总分析，及时反映专项资金的落实情况。
第十二条 计划生育奖励扶助资金必须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虚报、冒领、克扣、贪污、挪用、挤占。对虚报、冒领、克扣、贪污、挪用、挤占计划生育奖励扶助资金的单位和个人，一经发现，严肃查处，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三条 各级监察、审计等有关部门要加强对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对象确认、资金配套、资金发放、制度运行等情况的检查监督。
第十四条 本实施办法自2005年1月1日起施行。原《厦门市农村计划生育养老保险暂行办法》规定的保险不再执行。已办理计划生育养老保险的，可继续享受原投保待遇，各区原有计生奖励政策在不违反本办法的前提下可继续执行。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市计划生育委员会负责解释。
行政不作为案件与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辨析
王 彦
内容摘要
行政不作为案件与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在性质、起诉条件和处理程序方面有着重大差异，客观上要求我们对该两类案件予以救济时应当区别对待，选择最合适的判决方式来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区分两类案件在诉讼上的意义在于：有利于廓清行政机关应答义务与法定职责的界限，将行政不作为上升到程序违法的高度予以关注。
长期以来，许多法学教科书或其它理论文章，在论及行政机关不作为时，常常称其为不履行法定职责，将行政不作为与不履行法定职责相等同。典型的观点如：可诉性不作为是指超过法定期间或者合理期间不实施一定法定职责的行为。*1行政机关不作为是指基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符合条件的申请，行政机关依法应该实施某种行为或履行某种法定职责，而行政机关无正当理由却拒绝作为的行政违法行为。*2还有人认为行政不作为分为消极的不作为与积极的不作为，消极的不作为是行政机关延迟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积极的不作为是明示拒绝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3《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一款(四)、(五)项规定：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和执照，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只规定行政机关“拒绝履行”和“不予答复”两种具体行政行为的可诉性，也没有对两种行政行为的性质作区分。由于学理上未将行政不作为与行政主体不履行法定职责在性质上分开，导致司法实践中普遍将二种不同的行政案件当作同一类型案件，对行政不作为案件适用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的判决形式或对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适用行政不作为案件的判决形式，使相当多的行政案件在审理上走了弯路。笔者试对行政不作为与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作如下辨析，以期与各方有识之士共同探讨。
根据行政行为理论，行政行为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进行多种分类，行政作为与行政不作为是以行政行为存在、表现的形式为标准划分而来的。所谓行政不作为是相对于作为而言，是行政行为所表现出来的可被人所感知的形式，行政不作为与作为都是人们从形式上感知行政行为的结果。那么，在各种各样行政行为中什么可以让人们不通过了解其内容而仅从形式上就能感知结果呢？笔者认为，行政机关针对当事人申请的应答，是一种典型的仅从形式上就可感知的结果。如，公民向工商管理机关申请颁发营业执照，工商管理机关在一定期间对该申请作应答或不作应答，人们从直观上可以得到感知。无论行政作为或不作为，从形式上就可判断，并不涉及行政行为的内容，人们也不应当从一种形式的东西引伸出具有实体权利义务关系的内容来--------譬如，从行政机关的不应答行为引伸到行政机关应当履行其法定职责。基于此，行政不作为案件可以这样定义：它特指行政主体对当事人的申请具有应答义务而不作应答的案件，表现为行政主体对相对人的申请在法定期间延迟、推诿或不予答复。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所规定的，复议机关在法定期间不作复议决定，人民法院可以将其作为行政不作为案件予以受理。所谓行政主体不履行法定职责，本质上体现为一种实体行政法律关系。由于它主要反映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的调整，这种调整必须通过行政主体的实施一定的行为来实现。人民法院对行政主体的这种作为行为进行司法审查，能为当事人实现实体诉讼利益(取得某种资格、享受某种福利、满足某种请求)，从某种角度上说，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具有更多的诉讼意义，更为当事人所关心。由此，笔者认为，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应当是行政主体不履行行政法律关系实体义务的案件。其主要表现为明示拒绝履行职责的行为，即通常所说形式作为，实质不作为。这种程序上的“作为”而在实质上的“不为”是行政主体依法享有的处置权的组成部分，是否正确履行法定职责是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由于行政不作为案件主要解决形式问题，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主要解决实体问题，两类案件在性质、起诉条件、诉讼处理等方面存在着重大的差异，人民法院在审理两类案件时应当遵循不同的思路。审理行政不作为案件应当注意二个要件：首先，应以法律、法规规定的申请权为前提。如前所述，行政不作为是行政主体不履行应答义务的行为，应答暗含应相对人申请的意思。行政主体的应答义务，因特定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的申请而产生，没有申请，何来应答？这里所指的法律法规规定，应当作广义理解，不仅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颁发的法律、国务院颁发的行政法规，还应当包括规章和其它规范性文件。诉讼中只要相对人举证证明存在申请权，人民法院就应当判定行政主体存在应答义务。其次，行政不作为案件的原告还应承担行政主体超过法定期间不作为的举证责任。行政主体对于相对人的申请，在法定期间延迟、推诿、不予答复，是行政不作为的表现形式，相对人只要向法庭举证证明行政主体存在上述情形之一，人民法院结合第一个要件的审查，就可以判定行政主体行政不作为违法。由于不履行法定职责是行政主体明示拒绝履行职责的行为，因此，对行政主体任何有关口头或书面的决定、通知、答复，与该决定、通知、答复有着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都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此时，由于存在一个具体行政行为，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围绕行政主体是否具有某种法定职责及其是否正确履行法定职责进行合法性审查，举证责任应当由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承担。
无论从概念、审理方式、举证责任诸方面看，行政主体的不作为都不能等同于不履行法定职责，两种行为的界限在于前者是行政主体程序上的消极“不为”，后者是实体内容的“不为”，是否定性行政行为。两种行为如果给行政相对人的权益造成损害，其救济方式各不相同。从世界各国的司法实践看，行政不作为的救济方式，大致有确认判决(确认行政不作为违法)、撤销判决(将行政不作为纳入拟制类行政行为加以撤销)、责令判决(责令行政机关为某种行为，但不涉及行为内容)三种形式。适用确认判决确认行政主体不作为违法，可以促使行政机关迅速裁决，以解决不作为的消极违法状态。但判决对行政机关如何作为没有约束力，当事人除据以提起国家赔偿请求之外，仅仅只能不断请求原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撤销判决主要是用于干预行政或侵害行政上，目的在于判决撤销侵害行政相对人权利的行政行为，以防止行政相对人人身、财产权利遭受侵害。该判决形式只适用于形式上作为的行政行为，而不宜适用形式上不作为的行为。比较而言，在我国目前国情下，撤销判决不适宜作为行政不作为的救济方式，很容易使人将行政不作为与不履行法定职责概念混同。责令判决恰好可以适应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申请延迟、推诿、不予答复而被法院判决承担相应应答义务的需要。当人民法院判定行政主体具有应答义务而不作应答时，可以责令其作出应答。只要行政主体作出应答，不管其内容如何，诉的利益便告消灭。只有当由于情势变化，使人民法院适用责令判决行政主体作出应答已无实际意义或要解决因行政不作为给申请人造成损害而产生的赔偿诉讼时，才有必要适用确认判决。
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救济方式，亦主要存在三种：履行判决(法院直接判决行政机关负有做成原告所申请的职务行为的义务)与形成判决(法院对案件的处理享有与被告行政机关相同的地位和权限)以及撤销判决。不履行法定职责是行政主体明示拒绝履行职责行为，该行为作为一个具体行政行为通过人民法院合法性审查后将产生两种后果：维持或撤销。因此，撤销判决(包括重作判决)应当是不履行法定职责救济的最自然的方式。但是，司法实践表明，撤销判决的效能亦较为有限，因其只能解决当前的行政违法行为，撤销之后的后续处理状态，却未为可知，对当事人的权益保护欠积极和实效。即使判决撤销后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对当事人的权利保护也未见彻底，行政相对人极可能再次因不满意行政机关的决定而起诉。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在坚决排除法院直接代替行政主体作出某种行为以满足行政相对人需要的形成判决的情况下，应当着重履行判决的适用。履行判决，即法院作出的要求被告履行某种职责的判决，其实质是对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行为的一种强制。对于行政主体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履行判决无疑是最具实效的救济方式。人民法院判决在一定期限内履行的内容应当如何呢?目前主要有二种不同观点，即：原则判决说和具体判决说。原则判决说认为，强制履行判决的内容只能是要求行政主体在一定期限内履行法定职责，而不能对行政主体如何履行职责提出要求，否则即有司法权干预行政权之嫌。具体判决说认为，强制履行不但应当包括要求行政主体在一定期限内履行法定职责的程序内容，还应包括履行事项、履行要求及履行数额等具体内容，否则会影响诉讼效益，导致重复诉讼。笔者认为，人民法院判决行政主体履行法定职责的方式和力度应当作具体的分析。行政主体不同的法定职责需要不同的履行判决内容，通常对涉及给予第三人设定义务或涉及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法定职责，应采用原则判决说；对涉及给予相对人受益性的、羁束性的行政法定职责，应采用具体判决说。*4
综上所述，行政不作为案件与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在概念、审理方式、当事人举证责任以及判决形式上存在不容忽视的差别，但两者又有密切的联系。从行政行为的行为过程看，行政主体要拒绝履行法定职责必然经过受理相对人的申请的阶段，如果在受理阶段行政主体出现行政不作为，意味着相对人的实体权利救济“大门”被行政主体关闭，相对人将无奈地处于主张权利的通道中。而法院通过纠正这种行政不作为，促使行政主体开启“大门”后，预示着相对人在主张权利的“通道”上可以继续走下去，尽管相对人很可能面对行政主体的明示拒绝，但此时已接近依靠司法途径来解决自己的实体利益了。
对行政不作为案件与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作上述辨析，其理论价值于廓清行政主体的应答义务与法定职责的分界线。所谓应答义务，在行政法理论上称为告知和说明理由。告知和说明理由制度是一种基本的行政程序制度，是行政法治原则的应有之义。行政主体为任何行政行为，都应尽到了告知和说明理由的义务。而作为行政相对人，对涉及自身权益的行政行为具有知情权。如果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申请履行某项职责，既不表示接受也不表示拒绝，采取消极的态度，将侵害行政相对人的知情权，是一种程序违法行为，应当受到法律追究。因此，本质上，对行政不作为提起诉讼是一种排除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的申请置之不理的诉讼，适用行政法原则是人民法院审理不行为案件的显著特征。与应答义务不同的是，法定职责是行政主体依据法律规定或职权进行某些行政管理活动，实现具体行政管理目标所应当承担的义务和责任，行政主体是否正确履行法定职责，直接关系行政相对人被授予的权利或给予第三人设定的义务，直接导致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增减得失。因此，通过审理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可以有效调节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实体法律关系，监督行政主体的依法行政，满足行政相对人对实体权利义务的请求。正由于行政不作为案件与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的诉讼价值不同，任何将两类案件混同审理的作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5
注：
1、《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316页。
2、洪声润：《行政不行为的立法探讨》，载《安徽律师》2000年第1期。
3、熊菁华：《试论行政不作为责任》，载《行政法学研究》1999年第2期。
4、笔者曾审理一起行政机关明示拒绝颁发中标通知案，作为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可判决撤销行政机关的明示行为，但得知该机关准备在撤销明示拒绝行为后，以其它理由再次作出不予颁发中标通知的决定，以规避生效判决。决定适用履行判决，并采用具体判决说，及时、有效维护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5、理论上，除了本文讨论的行政主体对相对人的申请不应答的“不作为”外，还有因消极行政管理行为导致某种普遍损害后果的发生的“不作为”，如公安机关的不作为导致某地区治安混乱，政府机关对修建道路、桥梁没有尽到监管职责而造成损害后果，由于此种“不作为”也对其他没有特定法律关系人构成了利益侵害，相对人由此获得的是一种反射利益，不能以此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故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作者：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庭
王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