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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调解架构下对人民调解实务的几点设想

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勾画了一幅“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蓝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法制要先行。司法部近日制发了《关于司法行政工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的意见》，是司法行政部门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采取的重大举措。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离不开和谐稳定的农村环境。人民调解是维稳的第一道防线，在预防、化解农村矛盾纠纷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因此我们的人民调解工作，深得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大调解架构因势而生，旨在加强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及民事诉讼的衔接和协调，这是高度重视人民调解工作的具体体现，也是人民调解积极作用的具体体现。
新农村建设需要我们积极探索纠纷调处的新方法、新技能，更需要我们对传统的调解观点进行大胆创新，在实践中磨出新招数、新方式。

一、 对人民调解的重视应着力在解决人民调解的“先天性的贫血”问题。

人民调解工作是新时期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方式，是最受群众欢迎（免费）的解决纠纷的方式，是化解社会矛盾的第一道防线，因而得到了各级党委的重视。但笔者直言，这种重视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高度，存在着因人而异、因事而异的情形和变数。从实践上看，与加强人民调解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进一步强化社会自律和社区调解功能，提高人民调解在人民群众中的公信力和社会影响力的要求，仍有差距。
由于司法行政部门的职能分工和人民调解的特殊性，注定了经费是制约人民调解工作发展的瓶颈，整个司法行政工作因为这个先生性的问题导致潜力无法充分发挥。真正的重视应在高层着力解决人民调解的地位和经费问题上。
人民调解委员会是有宪法依据的基层组织。应当在村民委员会选举时同时独立选举。而现状是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不是村定职干部，没有经费，许多基层干部是在凭党性、觉悟，凭一种奉献精神在无私的工作。而作为人民调解的直接主管机关乡镇司法所同样面对着不能保证正常办公经费的窘境。《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和《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均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不收费。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经费和调解委员的补贴经费，由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会、企业事业单位解决。司法行政机关积极争取同级人民政府的支持，保障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和表彰经费；协调和督促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和企业事业单位，落实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经费和人民调解员的补贴经费。事实上，这种规定在实际工作中的可操作性大打折扣。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有的地方政府财政困难，根本没有钱来支持人民调解工作，更不要指望下面的村委会来落实人民调解的工作经费和补贴了。
司法行政部门在经费上是政法部门的“弱势群体”，没有政策上的特殊倾斜，（政府财政单独预算、列支），就不能从制度上得到保证。没有经费保障的规范化本身就不规范。空谈要求司法所与党委政府协调求得“施舍”是权宜之计，要从财务制度上着力，才是根治贫血的正方。人民调解委员会承担着解决、过滤大量民间纠纷的繁重任务，是防止矛盾激化、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第一道防线”。由于经费不到位，已经影响制约了人民调解工作的开展，如不采取一定措施，可能会导致这一工作的萎缩。因此在社会转型时期，要确保人民调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调解经费应该纳入同级政府财政预算，政府应拨出专项资金保证人民调解工作的顺利开展。
特别是村级民调主任在政策上不能解决定编定岗的情况下，应切实落实工资报酬和津贴待遇。留住人才，留住人心，调动起基层的积极性，才是最大的重视，最有效的重视。

二、 对“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应当着重解决一个定位问题。

以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服务中心的挂牌为标志的大调解模式，实际上是把信访局的矛盾纠纷接访和综治、司法的矛盾纠纷排查和调处的拼接和组合。体现了党委政府统一领导，综治委的统一协调，信访司法为主，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大调解机制。但在实践中，联动办公、联动办事、联动接访、联动调处的初衷并没有完全得到实现。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位一体仍需磨合。
笔者设想中的“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应当是乡镇政府的一个协调、指挥平台。一个与市级行政审批中心类似的行政枢纽。在本乡镇范围内负责各类纠纷的立案受理、分流指派、督查督办、调处裁决，在乡镇政府行政框架内享有立案权、指派权、督办权、督查权、听证权、裁决权、以及考核奖惩建议权、综合治理一票否决权，把责任和权利集于一起。关健的是在调处不能的情形下，可以代表人民政府做出裁决，或者叫“处理意见”。
同时，应把“中心”的各类工作规范化、流程化，便于群众监督和实际操作。只有规范、完备的调解工作程序，才能保证调解工作的质量，才能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国的人民调解历来是灵活性有余，而程序性不足。《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没有对人民调解工作程序作出明确规定，因此应当在大调解中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程序的立法建设，进一步完善现有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制定和完善相关的调解程序，重点加强对当事人平等权和自主权的保障，真正使大调解工作纳入法治轨道。
如果乡镇政府建立了这样一个重要的行政枢纽，把行政程序司法化，不谛是乡镇政府依法行政的创举，只有把“中心”定位在既是政府的工作平台，又是服务群众的窗口，才能真正做到事事有人问，案案有人管，按程序办事，按制度执行，既调解又裁决，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正本清源，何来群众的上访和集访呢。

三、 对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的配合和衔接问题的探讨。

今年笔者调处了一起合伙纠纷案件，因当事人互相负气，听不进调解人员的观点和劝解，均聘请律师诉讼至法院。而人民法院的审理只能在当事人诉讼请求的范围内进行，但本案涉及的诉求不包括合伙合同终止及合伙财产的处置这两个实质性问题，主审法官建议双方通过基层组织再行协商处理。因为人民调解可以不受证据规则、诉讼请求、包括诉讼费用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可以一揽子从根本上化解矛盾，消纷止讼。虽然个案不能说明普遍性问题，但一但采用社会效果也是明显的。
在实践中，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的对接和配合是无章可循的，我个人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开展。
1、 司法行政部门可以与法院协调勾通，法院可以多聘用基层组织的调解人员担任人民陪审员，既培训锻炼了调解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水平，又可以发挥基层调解人员贴近生活、了解民情的特长，达到一个优势互补的目的；
2、 法院可以设立对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指导的专门人员，从业务角度，针对一般性法律问题和调解技巧进行指导；
3、 法院可以在诉讼中主动邀请当事人所在基层的调解人员参预个案的旁听或者调解；
4、 法院在审判中，对经基层组织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应依法予以支持，并在司法文书中得到体现；
5、 基层调解组织也可以主动邀请法官参与调解，特别是一些专业性法律问题，通过专家释法，可以提高公信力，促成当事人达成和解；
6、 人民法院可以选择一些在社区有影响的案例，放在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以公开开庭的方式，宣传造势，支持大调解工作。
这些举措都是从加强大调解与法院诉讼调解审判工作的有效衔接出发，以期达到大调解与法院诉讼调解审判工作的良性互动，从而提高大调解的公信力。

四、 对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介入农村土地承包仲裁的可行性探析

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党的历代领导人的睿智无不敏锐的把握并掌握了这个国家社会稳定、农民富裕的脉络。党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精简合并等一系列举措无不是在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奠定必要的物质基础。温总理在党的七届五中全会期间宣布土地承包政策永远不变，更是让广大农民为建设自已的新家园，吃了一颗最大的定心丸。可以说，农村、农业已经达到了建国以来最大的利好形势。农民从来没有这么大热情，来投入到农业再生产。
随着农业税费的减免，国家对农业的扶持政策的积极到位，使农民种地本身就成了有利可图的事情，过去因负担过重，出现的抛荒、弃包、转包行为又引发了农民新的“争地” 纠纷，还有社会发展对土地资源更大的需求，征地，流转等，在农村出现了新型的土地纠纷。此类纠纷涉及农民的根本利益，一直是我们人民调解关注和工作的重点。
从趋势上看，政策和法规都在尝试以仲裁方式解决土地二轮承包和土地流转中产生的矛盾纠纷，有人提出了在县级设立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庭的设想，这个设想是有必要的，如果再与大调解机制链接起来，则更加完善。
现行的土地管理法赋予了乡镇人民政府有权对农民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的土地使用权纠纷可以依法作出裁决。而社会矛盾调处中心从技术上讲，完全可以代表政府履行这一职能。
调处中心直面基层，主要又是由在乡镇工作中的有一定法律知识的人员组成，对法律程序相对精通，在处理过程中可调可裁，自由度相当宽裕，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就可以同时履行调解社会矛盾和代表人民政府裁决的二项职能，司法部的有关规章也有授权。又不增加农民负担，财政负担，是利国利民的好创意。特别是社会矛盾纠纷的听证方式，严格按照规范运作，按章办案，是做好仲裁工作的前提条件。
在大调解架构下实现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工作的联动机制，依法、有效、妥善处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是化解社会矛盾，保障农民合法权益，促进农业改革、发展、稳定的行之有效的举措。

五、 关于人民调解规范化运作的一些细节问题

人民调解随着自身的发展深化及形势变化的要求，进行规范化运作是必要的。但在实践中，有些要求与人民调解本身原有的贴近群众，简易便行的特性不尽吻合，给群众带来了不便，比如严格的书面申请，和庭式调解方式，放在乡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运作是可行的，而同时要求村级人民调解委员会也这样规范，可能现时不能全部做到。有些调解案件，口头劝说反而见效，一见诸文字，双方都慎重。在规范化运作的一些细节问题上，我个人认为，规范化也要实事求是，不宜一刀切，一个模子套天下。这是其一。其二，人民调解规范化运作没及涉及到调解不成的情况下的处置，个人建议，对调解不成的案件，应由调解人制作处理意见，把事实理由说个说明，对双方进一步规劝，同时告知双方调解终结后的法律救济程序和权利，很有必要。其三，人民调解应改变由调解主任唱独角戏的状况，在实践中，调解委员会的集体作用发挥不够。其四，规范化运作的制度保障，特别是经济上的支撑，否则就是巧媳妇也难为无米之炊。其五，纠纷排查的必要性和制度化问题，实行一案一报，有事快报效果更好。其六，人民调解的例会制度是促进日常管理规范化的有力措施。
注重细节问题是对人民调解工作的严要求，严要求才能出好效果。

人民调解号称“东方经验”，她根植于中国人以和为贵的传统文化土壤，效益于这样一个前提，即国家、政府、法律不可能通过强制的唯一手段，解决社会的全部矛盾。特别是一些人民内部矛盾，协商、协调是最好的先择，而国家强制手段只能是最后的选项。而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人民调解对解决民间纠纷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随着近年来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各类社会矛盾在社会利益重新分配的新机制下层出不穷。比如企业改制涉及到工人的下岗再就业、农村土地流转、征地、开发中的农民利益的合理补偿、对既得利益者的优惠改革，无一不是一石激起千层浪的群众性事件，这几年，群众越级上访、群访的不断增加，也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单靠政府的行政行为，强制消化全部的社会矛盾纠纷是不现实的。所以，时代呼唤大调解，发展需要大调解就成了应运而生，水到渠成的自然结果。
从人民调解发展到大调解的轨迹，不仅仅是调解范围从民间纠纷到社会矛盾这一内涵的简单扩大了，实质上是一次调解理念的升华和革命。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


重庆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2010〕第23号

《重庆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已于2010年7月23日经重庆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0年9月1日起施行。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0年7月23日

重庆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未成年人享有生存权、发展权、参与权、受保护权、受教育权等权利。

未成年人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家庭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平等地享有权利。

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得到特殊、优先保护。

第三条 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各级国家机关、武装力量、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其他成年公民，应当教育和帮助未成年人，依法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各级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在处理与未成年人权益有关的事务时，应当根据未成年人的年龄等状况，了解和听取未成年人的意见。

对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有权劝阻、制止或者向有关部门提出检举、控告。

第四条 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应当引导、教育和帮助未成年人增强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掌握基本的生存和应对意外事件的常识，了解与自身权益相关的法律、法规，抵制不良行为、违法犯罪行为的引诱。

对侵犯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未成年人有权提出检举、控告或者申请有关国家机关依法处理。



第二章 机构与职责



第五条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由本市各级人民政府领导并组织实施。

市和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年度计划，相关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其年增长幅度应当不低于当年同级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

第六条 市和区县（自治县）设立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协调机构，其日常工作由同级共产主义青年团委员会承担，并配备专职工作人员。协调机构由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等单位负责人组成。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确定人员负责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

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协调机构履行下列职责：

（一）宣传和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法规，并对实施情况进行检查、监督；

（二）协调解决本行政区域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三）组织、协调、指导、监督有关部门和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共同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

（四）接受有关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投诉、举报、控告，对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提出处理意见或者移送有关部门查处；

（五）组织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的调查研究，向有关主管机关和部门提出意见和建议；

（六）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的经验交流和学术研讨，宣传和推广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的有益经验；

（七）制定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发展规划，建立和完善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工作制度；

（八）对本级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成员单位和下一级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协调机构履行职责的情况进行年度目标任务考核，并纳入市人民政府年度目标考核。

第七条 文化、教育、工商、公安、通信、食品药品、价格等主管部门、文化执法机构以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等司法机关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分工，建立信息共享、联合执法、责任倒查等工作机制，共同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

对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组织或者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给予表彰、奖励。



第三章 家庭保护



第八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依法履行对未成年人的抚养义务和监护职责，对未成年人进行安全教育、法制教育，保障未成年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合法权益，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家庭中的其他成年人应当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教育予以协助。

第九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学习家庭教育知识，接受有关单位和组织提供的家庭教育指导，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以健康思想、良好行为和科学方法教育、影响未成年人。

第十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保障未成年人接受教育的权利，使适龄未成年人依法接受义务教育，不得以任何理由使其辍学。

对旷课、放弃正常学习的未成年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配合学校共同教育，督促其返校就读。

第十一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对女性未成年人、未成年的残疾子女、继子女、养子女、非婚生子女、父母离婚后随其中一方生活的子女，应当依法履行抚养义务和监护职责，不得歧视、伤害、虐待或者遗弃。

禁止溺婴和其他残害婴儿的行为。

第十二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结合未成年人的生理发育、心理发展状况，进行生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健康指导，不得允许或者迫使未成年人结婚或者同居，不得为未成年人订立婚约。

第十三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引导和监督未成年人正确使用互联网，审慎开通移动通信终端上网接入服务，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

第十四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在房屋装修、车辆驾驶、电器使用、食品药品使用等方面不得违反有关规定或者技术规范，防止对未成年人造成人身损害。

第十五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因外出务工或者其他原因不能履行监护职责时，应当委托有监护能力的其他成年人代为监护，并将委托监护情况告知未成年子女所在学校和户籍所在地或者居住地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

委托监护应当充分考虑受委托监护人的家庭环境、经济状况、道德品质等基本情况，并应当听取未成年子女的意见。

父母应当与未成年子女、受委托监护人、学校、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保持经常联系，关心未成年子女的生活和健康，为其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

第十六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以未成年人有违法犯罪行为而拒绝履行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

对有违法行为屡教不改或者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裁定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未成年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配合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公安派出所、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进行帮助和教育，并送专门学校接受义务教育。

第十七条 对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父母及其他监护人应当予以制止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有关部门或者单位应当依法查处，办理结果应当答复报告人并抄报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机构。

第四章 学校保护



第十八条 学校应当建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责任制度，保持与未成年学生家庭、所在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和相关单位的联系，共同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纳入对学校的考核范围。

第十九条 学校应当将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教育纳入教学计划，配备法制副校长或者法制辅导员，定期开展未成年学生法制教育、道德教育和自我保护教育等专题教育活动。

第二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义务教育阶段未成年学生在户籍所在地、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工作、居住地就近入学。

学校不得以任何形式迫使未成年学生退学或者停止接受义务教育，不得违反国家和本市规定收取费用，不得违反法律规定开除未成年学生。

第二十一条 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统筹规划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和监护服务工作，外出务工人员子女集中的地区每个乡镇应当建立寄宿制学校，在乡镇、村社推行建立外出务工人员子女托管服务机构，并对家庭经济困难的未成年学生给予寄宿费用减免或者资助。

鼓励社会捐资支持寄宿制学校和托管服务机构建设。

第二十二条 学校应当根据未成年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适时开展青春期教育和社会生活指导，配备心理健康辅导员，提供心理健康辅导。

第二十三条 学校应当确保课业量与未成年学生身心发展相适应，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增加学生的课业负担。

学校应当保证未成年学生的课外活动时间，组织开展课外文化、体育、科普等活动，保障未成年学生的休息、娱乐和体育锻炼。

学校应当建立管理制度，规范学生在校园内使用移动通讯工具的行为，并向学生宣传关于互联网的法律法规，教育和引导未成年人正确使用互联网。

学校和教师不得组织学生参加商业性活动或者与未成年学生年龄、身心健康等不相适应的其他活动。

第二十四条 学校的教职员工应当尊重未成年学生的人格，不得歧视品行有缺点、学习有困难、身体有残疾的未成年学生，不得对未成年学生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

第二十五条 学校的服务设施建设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标准。

学校应当保障校舍和其他校内设施的使用安全，定期检查维修，消除安全隐患。

学校应当建立学生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保证未成年学生的饮食安全。

第二十六条 学校应当建立校园安全制度，配备安保人员，实行校外人员入校检查登记，及时制止危害、侵害未成年学生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

学校应当协助公安机关做好校园及其周边治安工作，发现违法犯罪行为应当及时制止，并向公安机关报告。

公安机关应当建立校园及其周边治安管理制度，建设中小学校、幼儿园周边公共视频监控系统和报警系统，及时处理校园及其周边治安事件。

第二十七条 学校应当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组织开展针对各种灾害、传染性疾病、食物中毒、人身伤害等突发事件的应急演练，应急演练每学期不少于一次。

发生突发事件和未成年人人身伤害事故时，应当优先保护未成年人的安全。

第二十八条 学校的文化、体育设施应当在教学时间和课余时间免费向本校未成年学生开放；寒暑假、公休日、节假日期间，学校的文化体育场所、互联网上网设施应当向本校未成年学生免费开放，相关费用由财政适当补助。

第二十九条 学校对未成年学生的处分，应当听取未成年学生本人及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陈述、申辩，并给予答复，同时在处分决定中说明是否采纳的理由。

受处分后有改正表现的，学校应当在其毕业前将处分记录从个人档案中消除。受处分较轻的，不记入个人档案。

第三十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需要规划、设置专门学校，并将其纳入普通学校序列。专门学校所需经费纳入财政预算，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专门学校的教育和管理提供指导。

未成年人有严重不良行为的，学校与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无力管教或者管教无效的，可以由其父母、其他监护人或者所在学校申请，经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批准，送专门学校接受教育和矫治。

未成年学生被送到专门学校后，原就读学校应当为其保留学籍，其专门学校学习经历不记入个人档案。专门学校学生在复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与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同等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

专门学校应当保证未成年学生完成义务教育，开展心理辅导，矫治不良行为，并根据社会需要进行劳动技术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



第五章 社会保护



第三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社会各界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和科普知识宣传，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成长和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社会氛围。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机构和相关职能部门应当建立未成年人保护服务工作制度，公开联系方式，受理投诉和提供法律、心理咨询等服务。

鼓励和支持社会团体和个人为未成年人开展生理、心理和法律咨询等服务工作，或者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提供经费、场所、人员等资助。

第三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未成年人的科技、文化、体育、娱乐场所等活动场所建设纳入城乡总体规划，规划草案应当征求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各区县（自治县）至少应当建设一个区域性、综合性青少年活动中心。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建设未成年人课外活动场所和设施。

未成年人科技、文化、体育、娱乐场所、设施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安全和健康标准，建设者、管理者和经营者应当定期对未成年人活动场所、设施进行维护，消除安全隐患。

第三十三条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青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儿童活动中心、图书馆、文化馆、公园（植物园）、除文物建筑类和遗址类外的博物馆、纪念馆以及公益性互联网上网设施等活动场所，应当向未成年人免费开放。

公益性的科技馆、展览馆、美术馆应当向学校或者社会团体组织的未成年人集体参观和随家长及其他监护人参观的未成年人免费开放。

体育场馆、动物园以及非公益性的科技馆、展览馆、美术馆、文物建筑类和遗址类的博物馆、影剧院对未成年人实行至少半价的票价优惠。

第三十四条 中小学校园周围二百米范围和居民住宅楼内不得设置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营业性电子游戏场所。

中小学校园门口五十米范围内不得摆摊设点和从事妨碍教学秩序和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其他营业活动。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营业性电子游戏场所在国家法定节假日外不得接纳未成年人。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营业性电子游戏场所经营者应当在经营场所入口及其他显著位置设置未成年人禁入、限入标志。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实行有效身份证件实名登记制度。

第三十五条 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制作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出租或者以其他方式传播淫秽、暴力、凶杀、恐怖、赌博等毒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图书、报刊、影视节目、音像资料、电子出版物。出版、播映不适宜未成年人阅读、观看的图书、报刊、影视节目、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应当在醒目位置标识警示说明。

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利用互联网向未成年人传播淫秽、暴力、凶杀、恐怖、赌博等有害信息。

网络服务提供者、相关监管部门应当依法对互联网信息进行管理和监督。

第三十六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向未成年人出售或者提供烟酒；彩票销售场所不得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和兑付奖金。对难以判明是否已成年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

烟酒经营及彩票销售场所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置不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和彩票的标志。

第三十七条 生产、销售用于未成年人的食品、药品、玩具、用具和游乐设施等，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不得有害于未成年人的安全和健康；如需要标明注意事项的，应当在显著位置用中文标明。

第三十八条 卫生部门和学校应当为未成年人提供必要的卫生保健条件，宣传卫生保健知识，开展预防接种工作，对于国家免疫规划项目的预防接种实行免费，逐步扩大免费预防接种的范围。

卫生部门应当对学校卫生保健工作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检查，协助学校开展对未成年学生的体检工作。

第三十九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违背法律规定，开拆或者查看未成年人的信件、日记、电子邮件、网上聊天记录、手机短信等个人信息，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

第四十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组织、教唆、利用未成年人实施乞讨、有害其身心健康的表演或者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民政部门应当设立救助场所，对孤儿、流浪乞讨等生活无着的未成年人实施救助，承担临时监护责任。在临时监护期间，民政部门应当及时查明其监护人，并负责交送其监护人。暂时无法查明的，由民政部门设立的儿童福利机构收养。

第四十一条 解除羁押、服刑期满、解除强制性教育措施的未成年人，在复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与其他未成年人享有同等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歧视或者阻挠。



第六章 司法保护



第四十二条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以及司法行政主管部门在司法活动中应当依法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进行有效矫治，防止其重新违法犯罪。

第四十三条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以及司法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设立专门机构或者指定专人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和涉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案件。

对羁押、服刑的未成年人，应当与成年人分别关押。未成年人违反治安管理法律法规被处以行政拘留或者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的，应当在专门场所执行。

第四十四条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询问未成年被害人、未成年证人时，应当通知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到场。无法通知或者通知后不到场的，应当通知未成年人所在学校、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或者人民团体、法律援助机构派人到场。

第四十五条 对需要法律援助或者司法救助的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机构或者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以及司法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法为其提供法律援助或者司法救助。

未成年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为其指定辩护人。

第四十六条 人民法院在司法活动中，应当严格执行不公开审理的规定。对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已满十六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

对被害人为未成年人的性侵害案件，人民法院一律不得公开审理，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以及司法行政主管部门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应当给予被害人特别保护。

第四十七条 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可以自行或者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社会调查。学校、有关社会团体组织、辩护人也可以进行社会调查。

学校、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及有关人员应当配合社会调查，如实提供未成年人的有关情况。

社会调查内容包括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现等，调查材料可以作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是否逮捕、提起公诉和判处刑罚的参考依据。

调查材料不得向社会公布。

第四十八条 人民法院审理继承案件，应当依法保护未成年人的继承权和受遗赠权。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离婚双方因抚养未成年子女发生争执，不能达成协议时，应当听取有表达意愿能力的未成年子女的意见，根据保障子女权益的原则和双方具体情况依法处理。

第四十九条 刑罚执行机关应当根据服刑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情况，完善管教措施，开展帮教工作。

第五十条 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报道，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图像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

第五十一条 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社会团体、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和各有关单位应当配合司法行政主管部门共同做好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教育、矫正、挽救工作。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二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其他家庭成员或者所在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予以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报告，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处理并给予劝诫、批评教育；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履行抚养义务，由其所在单位、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予以劝诫、制止；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放任未成年人的严重不良行为的，公安机关应当予以训诫，责令其严加管教。拒不改正的，未成年人的亲属或者就读学校、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撤销其监护人资格，人民法院撤销原监护人监护资格后，应当另行指定监护人，被撤销监护人资格的原监护人仍应当支付未成年人的生活费用。

第五十三条 学校教职员工对未成年学生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损害未成年学生人格尊严等行为的，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按照规定给予处分。造成民事损害的，应当依法赔偿；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由公安机关对违法行为人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三条活动场所免费或者优惠开放规定的，由价格行政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五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未落实身份证登记制度的，由公安机关依法查处；其中有接纳未成年人上网情形的，由文化行政执法机构依法查处。

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工商行政主管部门、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和文化行政执法机构依法予以取缔，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市政、工商等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责令移除，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在本条例施行前已经设置的，应当在三个月内迁移或者停业。逾期未迁移或者停业的，依照前款给予处罚。

第五十七条 营业性电子游戏场所未在入口及其他显著位置设置未成年人限入标志的，由文化行政执法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以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未在入口及其他显著位置设置未成年人禁入标志的，由文化行政执法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八条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营业性电子游戏场所违法接纳未成年人的，文化行政执法机构按照以下规定予以处罚，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一）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接纳未成年人进入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六个月；

（二）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接纳未成年人进入的，处以五千元以上一万五千元以下罚款；一次接纳两名以下未成年人的，依法责令停业整顿三十日；一次接纳三名以上未成年人或者一年内累计两次接纳未成年人的，依法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三）营业性电子游戏场所在国家节假日外接纳未成年人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三个月。

第五十九条 制作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出租或者以其他方式传播淫秽、暴力、凶杀、恐怖、赌博等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图书、报刊、音像资料、电子出版物或者网络信息等的，由公安机关、文化执法机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出版、播映或者以其他方式传播不适宜未成年人阅读、观看的图书、报刊、影视节目、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及网络信息，没有在醒目位置标识警示说明的，由文化行政执法机构依法查处。

第六十条 组织、教唆、胁迫未成年人乞讨的，由公安机关依法查处。

胁迫、诱骗未成年人进行残忍、恐怖、色情表演的，由公安机关、工商行政主管部门依照职责分别责令停业整顿，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一条 烟酒、彩票销售场所未在显著位置设置不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彩票标志的，由烟草、酒类、民政、体育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酒类行政主管部门处以二百元以上两千元以下罚款。

彩票发行机构、彩票销售机构向未成年人出售彩票的，由财政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彩票代销者向未成年人出售彩票的，由民政部门、体育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二条 向未成年人发送有害信息的单位、个人，由公安等职能部门按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第六十三条 泄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四条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司法机关、文化行政执法机构以及未成年人保护机构的工作人员有以下情形的，相关部门应当实施行政问责，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由其主管部门或者监察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批准不符合法定设立条件的歌舞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电子游戏场所的；

（二）发现违法行为或者接到举报、通报不及时查处或者不予依法查处的；

（三）为违法经营场所通风报信的；

（四）对提出申诉、控告、检举的人进行打击报复的；

（五）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三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第五十条规定未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

（六）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行为。



第八章 附 则



第六十五条 本条例所称的学校，是指各级人民政府设立或者政府相关部门根据职权批准设立的全日制小学、全日制普通中学、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专门学校、特殊教育学校、幼儿园、托儿所以及其他承担未成年人教育任务的机构。

第六十六条 本条例自2010年9月1日起施行。1998年5月29日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的《重庆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办法》同时废止。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