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宏州国有土地收益金征收和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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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宏州国有土地收益金征收和管理办法
德宏州人民政府公告
第7号
现公布《德宏州国有土地收益金征收和管理办法》，自2005年9月1日起施行。
二○○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德宏州国有土地收益金征收和管理办法
一、清理的范围和对象
凡以划拨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未经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批准，擅自改变原批准用途建房出租的，应将租金中土地收益部分上缴国家。各县、市（区）国土资源局负责对辖区内土地自发交易的清理整顿工作办理出租登记，并征收土地收益金；州国土资源局负责州直单位、省属国家机关驻德宏各单位及州属企事业单位的清理整顿工作，并征收土地收益金。
二、土地收益金的征收标准
土地收益金的征收标准，根据国务院第55号令和云南省人民政府1993年第22号文件规定，按下列标准征收：
(一)全额拨款的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划拨土地改变用途用于生产流通经营的，按租金总额的12%征收土地收益金；
(二)差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划拨土地改变用途用于生产流通经营的，按租金总额的8%征收土地收益金；
(三)自收自支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人使用的划拨土地改变用途用于生产经营的，按租金总额的5%征收土地收益金。
三、收益金的征收管理办法
(一)土地收益金的征收办法，每年缴纳的土地收益金由土地出租单位或个人按季度到当地国土资源局办理缴款手续。由国土资源局缴入财政专户。
(二)土地收益金采取专项管理，专项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土地开发整理、地质灾害防治、国土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工作费用。
四、任何单位不得以各种借口拒交土地收益金，如发现有拒交土地收益金的，由各级财政部门在其行政事业经费中扣缴，或者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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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法治——方法论的检讨与重整
杜宴林
毋庸置疑，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法治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并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和愈益显明的成效。然而，实践中的窘态与理性的求证却让人清醒的看到，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并没有表面上那么乐观与繁荣，恰恰相反，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法治因为方法论上的误区和偏差——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扭曲，正在或势必偏离现代化轨道，并进而直接导致了当下的窘态与困惑：完美与缺憾的矛盾交织，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扭曲，滞阻了法制现代化的纵深运行。对于21世纪的中国法治来说，必须进行方法论的检讨与重整，确保法治的现代化运行。
一、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法治：方法论的检讨。
详细来说，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法治存在如下方法论上的误区或缺欠：
（一）法治的先期热情与神秘忠诚——中国法治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翻开中国法治的历史，法治没有任何时候象今天这样在中国这般荣光——获得了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庶民百姓的关注与垂青，甚至被纳入了基本国策。其突出的表现就是法治的话语没有任何时候象今天这样风靡流行，这也充分显示了法治的勃勃生机与话语的泛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一个贩卖法治话语的时代，“依法治国”，“依法治省”，“依法治市”……，充分体现了其时代特色的话语霸权，(从这个意义上讲)法治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全民性事业。尽管如此，但在我看来，法治话语的风行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秩序的愿望和渴求，但另一方面，却也刺目的凸现了法治的神秘忠诚和先期热情，中国法治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而对于一个如我们一样古老而又生机勃勃的国度来说，要进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实践，缺乏甚至没有理性的代表时代精神的理论作指导，无疑将是一个美妙的设想，为着同样的原因，它也只能是一份神秘的忠诚与先期热情。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本着因果关系的演绎方法进行阐释，准确地说，从中国法治的产生缘由，中国法治与现代意义的法治关系说起。
众所周知，现代意义上法治产生于近代西方文明，是人类走出蒙昧迈入文明的创造物，也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标志之一。然而，中国法治由于先天出生的缺陷，不可能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美国学者昂格尔认为，法治产生于西方而非中国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没有形成现代型法的秩序的历史条件——集团的多元主义、自然法理论及其超越性宗教的基础[1]。因而中国形成了主要表现为行政命令方式的官僚法（管理型法），而西方形成了自主、普遍适用的法律体系和法律至上的法治精神。尽管在中国文明型态中，我们也会发现导致了多元集团产生，导致了某种超验的世界观的社会变化……但是，这两种因素并未结合在一起，也没有通过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现代法治[2]。因为在传统的中国，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意义的是社会和谐，这也是支配人们思想的全部观念，然而奠基于封建等级身份观念上的社会却无论如何形成不了现代法治的法律至上的神圣观念，因为严格说来它不是实在的规则与准则[3]，而是模范行为的模式。这样就不难理解，尽管中国也曾有诸如儒家和法家等关于人、社会和法律的系列观点，比如儒家主张符合伦理典范的习惯礼仪，法家主张官僚政府以及强制执行官僚法，但双方确实从某些不言而喻的共同（礼仪）前提出发进行论证的，而这些前提根本不允许他们捍卫甚至承认现代西方意义上的法制原则[4]。传统中国的流行做法完全是以家长的方式处理事务。[5] 所谓法就不可避免的带有浓厚的工具色彩和官僚政治色彩。因而中国产生不了现代意义的法治，也确实不需要现代意义的法治。
认识到这个问题，我们就不难发现并认同，中国要实现真正的法治具有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它绝不是急功近利的产物，也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理论的准备和证成，除此之外的任何观点和看法都势必具有方法论上缺憾—— 或多或少的先期热情和神秘忠诚，否则就是智识上的盲点。法治不能缺少理论的准备与证成，唯其如此，方才能摆脱方法论上的缺陷，并进而真正凸现法治的本来面貌。然而，不无遗憾的是，当下的中国法治却盛行着一种流行病——先期热情和神秘忠诚。我们先看一则珍贵的实例然后才分析个中缘由,尽管这只是冰山一角或法治缩影：1998年《读书》杂志第7期刊载了苏力先生名为《“法”的故事》的文章。在文中苏力先生详细的演绎了近代乃至当代法理学者（家）对法的词源学解释，即想当然演绎许慎那显然不慎的关于法的词源学解释。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这样对法进行解释“（法） ，刑也，平之如水，从水；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之所以偏旁如水，是因为法律如水那样公平；之所以有“ ”，因为“ ”是传说中的一种独角兽，生性正直，见到不公平的人，会用角去顶，因此也就了法。”在先生看来，后者可不作追究，但前者却值得怀疑，因为从认知心理学上看，一般说来，最容易引起人们注意的往往是物体的活动特征。所以法字的水旁具有平的特征，但不应该成为代表或指涉法律要求公平这高度抽象的结论性特征，不仅如此，理论和史实都强调了法的水旁指涉——法的自上而下公布的特征。然而事实上中国近代直到现代许多法理学家却轻信许慎的法的故事，而且先生经过详细考察发现这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知识或没有我们的知识。唯一的理由只在于他们的先期热情和神秘忠诚——无视逻辑和事实上的基本要求，想当然的努力论证中西法的一致性，并满足于时代需要和情感需要。一方面不得不承认西方制度的先进，另一方面还必须不损及近乎变态的民族自豪感。这就是国人的先期热情和神秘忠诚，或者福柯所说的那种追求知识的情感意志[6]。
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法治登陆中国也有自己的为外人所始料不及的初始缘由——先期热情和神秘忠诚。一般来说，法治是文明的产物，更确切的说是伴随17、18世纪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的西方文明的产物，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然而在中国，当法律权威出现时，正是中国文革意识显出弊端，个人魅力权威危害极大时，也许出于义愤或相对不成熟的思考以及西方法治的成功经验，因而它从一开始就被民众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和热情，法律似乎是作为救命稻草而出现的。所以中国法治从开始出现之日起就有自己独特的憧憬与梦想，梦想的理由在于：将人们从随意专断的受侵犯的境地中解脱出来，确保人们正常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不再为领导人的意志而饱经人间的沧桑；让人完全明了，任何人都不可随意滥用权力，任何人都必须受法律的约束，以确保正常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得以维持，然而我国几千年的人治传统却总是疲于保证这种梦想的实现。因而立基于文革的反思和西方法治的良好印象就注入中国法治的期待中，与此同时，文革的惨痛教训反过来又增加了法治的神话色彩，于是我们便很认真地被引入法治的神秘崇拜中，法治从西方泊来时，我们便把这看作不言自明的真理：法治能约束政府权力，法治能保障平等、自由与人权，所有人生来就是平等的……相应地，我们的法治理论仅停留在引介和移植西方理论阶段，但从来没有反思过这些法治理论的现实意义，也没有对中国传统治国方略做出科学认识和评断，因而一个显明的事实是中国法治缺乏应有的理论准备。
而对于一个几乎没有法治传统、人治色彩浓厚的国度来说，要实现真正的法治没有理性的代表时代精神的理论作指导，法治怎么可能得以真正的践行？于是我们不久就会发现，这种以对文革的义愤或者说革命情结为契机建立起来的法治虽然都象革命一样曾经有血有肉，但也注定象它一样存在缺陷，在不顾一切的打破传统和秩序之后，相伴而生的是失去了保持传统和秩序的能力。而当现实法治陡现其真貌时，法治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就逐渐沦为一种稀疏平常的事物，真正的法律至上的法治精神也就无从培育，道理很简单，当一种为人所崇拜的东西在事后看来不过如此时，也即崇拜的东西露馅并没有带来人们期望的效果时，法治也就注定了命运的扭曲与失落，又没有足够的理论来予以证成，因而人们对法治也就逐渐缺乏了这种难言的崇拜，反而弃之如蔽履了。一提到法治就摇摇头说它没啥用，这势必使法治失去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法治意味着什么，也就不言而喻了，道理仍然很简单：“一种不可能唤起民众对法律不可动摇的忠诚的东西，怎么可能又有能力使民众愿意服从法律？”[7]
（二）、价值上的求同证成与理性的建构——中国法治价值目标的错位
伴随着法治的先期热情和神秘忠诚，中国法治又走上了一条价值上求同和理性建构的不归路，在中国法治的工作者（无论是理论上的工作者还是实践的操作者）看来，西方法治有着成功的经验，因而中国法治现代化的价值定向与目标似乎就是要在中国实现从传统社会控制手段向西方治国方略的转变。这就不难理解，中国法治现在总有这样一种倾向，将未来梦想中的法治演绎成标准的西方法治版，并想当然的从价值上进行求同性证成。关于这个问题夏勇先生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无庸讳言，尽管法治在本世纪里已经成为中国的流行话语，但迄今为止我们在从学理上阐释法治的时候所使用的话语主要是翻译过来的西方原理”。而造成这现象的原因在于：“一、因西方法治先行经验厚积且学术经年，易成文化强势，二、因法治乃人类共求之物，人类社会共通之理，故先知先述，多知多述者遂居语言优势；三、因吾国近世深重，学人难以从容梳理故旧接应西学，且多患文化失语症，不能用自己的语言讲述当前发生的与自己相关的事情。” [8]然而价值上求同主义的法治又很容易滋生一种证明什么的倾向，证明我们也能同样的实行法治，但这却隐含着这样一个十分危险的法治陷阱——盲目与想当然。事实上，由于历史、国情、传统文化的差异，决定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伦理社会的土壤中是培植不出西方人的文化精神的，因而“中国不可能建成西方那样的法治社会，我们的法治必然是法治与伦理精神的结合”[9]，法治从来不是数学考试，没有标准的一成不变的答案。
价值上求同总是伴随着天才的法治构想，于是怀着美好法治梦想的人们又再一次从不同角度揣着不同的想法走在了同一条道路上：建构法治，而若隐若现的法治期盼又给了人们异乎寻常的力量和炽热的渴望，驱使我们努力去建构中国法治体系，急于实现法治现代化，而无视逻辑的思辨和理性的把握，似乎法制就是法治的分水岭，法制齐了，法治也就实现了。也不在乎是否会有同样的绩效，于是短短二十年中国法治进入了法制化（准确的说是立法）运动时期，其火热的局面甚至可以使我们合理地认为，中国法治已进入了法制时代或法制的黄金时代。的确，一般来说，在一个法制健全的国家，法治化程度较高，因而这种努力建构的价值在于助始了法治实践历程的驱动力。然而过之犹不及的是，我们的建构热情过度炽热，使我们患上了全民性的建构症——一种“吃不到的总是甜的，得不到的总是好的”偏见的结果，有学者尖锐的指出，这是一种法律饥渴症。客观后果是：我们一方面建构出了全方位的法制（治），另一方面我们又发现叛逆法治的实践仍然不减，使得中国法治刺目的凸现出奇特的双重性特征，它在法治建构领域突飞猛进，却无力满足于人民的基本秩序的需要，无论我们多么努力宣称法治，但却始终无法掩盖这样的现实，法治的力不从心，表面繁荣的法制时代掩盖不了粘乎乎的法治泡沫，正如表面的经济繁荣掩盖不了脆弱的泡沫经济一样，试镜中的法治效果并不明显，期望中的法治并没有到来，不期而至却是变形的法治，变味的法治，给人一种形似而神不似的感觉。究其根源，当与中国法治传统基础薄弱，民众法治意识、参与精神的匿乏有很大关系，但更重要的是，这不能不说是方法论缺陷所导致的结果，因而必须加以检讨与重整。
（三）功能上的速效与法治的远近——中国法治逻辑自洽的困惑
先期热情、神秘忠诚以及价值上求同本来就是危险的陷阱，但我们还不知不觉地人为地背上了法治速效的沉重使命。诚然，当代中国法治的预想版图既然准备于上个世纪之交的时代，则不应完全重踏西方法治之路，因而从一开始就应与现代法治的发展合拍同步，同时它还应担负回归和重建近代法治及超越近代法治和实现法治现代化（法治意识，拿学者的话说，中国法治需要补课）的双重使命，也就是说，在有几千年封建人治传统盛行、法治几近虚无的中国要实现现代法治，它所要面临的既有消解传统人治体系、建构法治体系的艰巨任务，又有自进化论角度为法治提供理论基础的双重任务，我们多少显得有些仓促、紧迫一些，因而毫不奇怪，中国法治现代化从理论上讲是一个厚重而迫切的问题，也就是学者们常说的历时性问题共时性解决的紧迫问题。但是法治实践归根到底是一个渐进的历程，法治不应也不能设有时刻表，不能人为的设定时限。然而不无遗憾的是，中国法治现在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却是，中国法治已被人为地有意无意的设定了时限，流行一种典型的速效跳板意识，并理所当然地演绎出理性建构主义而非科学的进化论渐进主义色彩的期收速效的法治实践。这就是学者所概言的（在文化认同上）的所谓“奋起直追”问题，其杰出表现就是前述所及的大肆立法，实现所谓的有法可依，而忽视一些配套的甚或更重要的东西的建设，如法意识、法观念的培育、法律信仰的诱导和确立等等。自不待言的是，在这种期收速效的跳板意识支配下的许多立法相当粗糙，进而在实践（际）上直接成为了这些立法的墓碑，其典型例子就是学者们关注与检讨的破产法的颁行。事实上，法治原本就是一种偏重信仰的治国方略，法治的精神意蕴从来就是信仰——一种神圣的宗教般的信仰[10]，因而伯尔曼才严正的指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11]“法律的宗教情怀和信仰，是全部法治建立、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前提和保障”[12]。他不应该或主要不应该是现实主义和工具主义的。然而就是这样一种偏重信仰的法治方略，在中国自辟蹊径的独特演绎和看似自洽的逻辑支配下却幻化成了一种取实利的工具，令人不得不佩服“中国特色”之重之妙，这不能不让人产生逻辑上的困惑与追问——法治究竟是什么，法治到底有怎样的逻辑？这个困惑没有得到解决，相应地，法治在今天中国意味着什么也就不难理解了。对于21世纪中国法治来说一个明显的结论是：必须进行逻辑上的修正和重整，方能实现真正的法治。
二、中国法治的未来：方法论的重构
显而易见，正是由于方法论上的缺陷导致了中国法治的现状是一种没来由的喝彩式的法治，其理想版本是标准的西方版，同时还带有一种浅尝辄止的特征。而对于正在践行法治的中国来说，这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喝彩的法治，也是理性的法治，是一种深层次的法治，同时还是一种针对性的法治。
（一）理性的法治
毋庸置疑，作为一种治国方式，法治是迄今为止最有效的也是最好的治国方式，正是基于此，亚里士多德才严正的指出“法治应优于一人之治”[13]，而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经历了多年封建伦理社会的国家来说，法治无疑如同一个新生的婴儿，必须给以足够的呵护，然而我们却不能没来由的神化法治，更不能想当然的构造21世纪的法治国家，我们需要的是理性的法治。
首先，我们必须理性地认识到，法治并不是什么灵丹妙药，它只是治国方略的一种最好的形式，正如学者所说的，从一定意义上讲，它只是相对好的治国方式，这种相对意义蕴含着这样的内涵，人们渴望比法治更好的治国方略，但因各种因素不具备，因而人们不得不以退而求其次的办法选择了法治，而法治从被选择的那天起就伴随着缺陷，只是瑕不掩瑜才为人们所接受所选择，从这种意义上说，法治只是人们无奈的选择，因为没有准确体现人们意愿的治国方略，而社会还得继续下去，因而人们在不得不选择接受、认可法治的优点的同时，不得不（不管情愿不情愿）也认可、默许了它的缺陷。而事实上也确实这样，中国古代没有现代意义的法治，社会观念的核心在人们心目中最突出的是和谐，人们靠传统习惯、宗教信仰、道德教化就可以起到社会控制、道德约束的作用，因而我们也会看到历史上的贞观之治的社会秩序良好的盛世局面，只是到了近代，社会的发展，物质的丰富，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导致了资本主义大发展，资产阶级为了排挤封建等级特权和封建剥削，保护自己的利益便高扬法治民主精神，因而法治也才真正形成，所以哈耶克认为：“法治理想得以巩固的主要时期，乃是18世纪上半叶，当时法治的理想正逐渐的渗透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14]。因而我们总信奉着学者们如下简明的结论，传统社会不需要法治，也产生不了法治，法治只有在现代文明发展这个催生婆的催生下才能得以生产，它是治理国家的最佳方略，但绝不是唯一方略。杜撰法治的神话，无限度抬高法治的作用，既不符合理论旨趣，也不符合客观事实，对待法治的真实态度应该是理性的法治观。
同时常识告诉我们，社会是由宗教、道德、习惯、法律等多种手段来维持的，尽管法治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但绝不代表全部，“这不仅因为法律不可能规定一切”[15]，也不应规定一切，必须有个限度以防过度法规化，窒息人们的生活[16]，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法律具有保守性、僵化性、缺乏灵活性等缺陷[17]。所以对法治而言，掷地有声理性评价哪怕是批评远比言不由衷或不负责任的喝彩重要得多，毕竟“理性才是法律的生命”（爱德华·科克爵士语）。
（二）深层次的法治
如前所述，正是由于方法论的缺陷，中国法治理论和实践总在低处徘徊，明显呈现浅层次特征，这对于准备践行法治理想的国度来说，无论如何可不是什么好的福音，真真切切的要实现法治就必须是一种深层次的法治，即全民参与的法治。它不但适用于官员，而且也适用于公众，我们一直信奉着这样的观念，法治是一种实践的事业，“法治的意义在于给人们的行为提供有效的指引”（拉兹语）[18]“其基本要素是用公民秩序的理性原则限制官员的权力[19]”（塞尔茨尼克语），换句话说，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应当是全民的事业，它的核心价值理念是吸引、充分调动全体公民的主动参与精神。这种参与不仅是社会成员成为公民而非臣民的权利表征，而且这还意味着是使社会成员成为公民而非臣民的先决条件。法治化的过程实际上就内蕴着大众普遍参与，并确立神圣信仰和树立忠诚的过程。因而“法治不仅是国家（或政府）所关心并努力从事的事情，而且更是也是社会公众所关心的或者应当关心并努力投身其中的时情；不仅是其他社会公众所关心的或者应当关心并为之奋斗的事业，而且也同时也是包括自己在内的全体社会公众应当主动地自觉参与的共同事业”[20]。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不难理解当下中国法治低层次的原因和关键所在。表面看来是因为法治在中国刚刚践行，时间较短，但更不容忽视的潜在的病灶则在于其方法论上的缺陷：理性的建构并缺乏生活的经验，把民众有意无意的当作“局外人”或者如学者所说的“旁观者”，为着同样的原因，法治仅作为一个象征，一种标志，远远没有进入民众的日常生活，法治仅存在于法学家或法学职业工作者的自问自答式的理论建构和热情参与中。而真正的法治要义——大众认同与回应、民众参与与合作却遭到了忽视或漠视，从而导致了学者所言的法治主体整体性的缺位与失落，结果是法治的意义尽失，徒具有形式而已[21]。盛荣下的法制时代却涅磐出苍白的果实——现实中的法治非但不如预料中的热烈，反倒出奇的平静也就不足为怪了。对于21世纪的中国法治来说，必须进行深层次的方法论转向——法治乃是全民的事业，需要全民的参与。我们必须让法治厚实起来，穿越所有人的热情注视，并真正认同和积极的参与，否则法治终究逃不过被遗弃出局的命运。简言之，法治的真正上帝是中国的亿万百姓和人民大众！这意味着，未来的法治理论与实践：1、在思维方式上进行革命性转换。法治需要全民的参与，每一个社会成员既是看剧者又是剧中人，两个角色不能截然分开。也就说，作为社会基本构成粒子的人不再被想象为存在于他所认识、理解和分析的法律现象和法律实践之外的旁观者，法律也不再被简单地看作认知对象，恰恰相反，法律（治）应当被理解为观察者也参与其中的一项事业[22]。从而塑造出新的真实的法治社会的组成成员，这当然意味着，真正的法治社会中的法治人既是法律的严正服从者，也是法律的自由批判者，既是现有社会的维护者，也是进步社会的推动者，既是法治价值的信仰者，又是法治价值的填充者！2、在实践层面上，法治必须真正走向生活，也就是说法治是人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它与人们的生活方式生存样式息息相关，缺了它，人们将寸步难行。这就意味着：在一个维度上，要建立法治就是要建立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对他人行为和自己行为的确定预期[23]，并让亿万人民来共同负责践行，另一方面法律能够为人们真正寻求定纷止争、冲突解决、利益配置的合理手段和路径，而绝非理想层面的想当然的臆断。正如法治不是一种抽象的事业一样，法治不应该是天启的说教也不应是劝善的圣经，我们不能期待每个人都成为圣人，事实上，法治是一个实践的理想，它部分的是以“关于人和社会的本质的悲观主义前提的”，正是法治才“唤起了秩序、理性和正义”[24]。因而如果法治不能给人承诺什么，那么多少会让人不由生起几分虚幻和不踏实，长期下去，势必迫使人们重新正视它们时，传统的非法律权威势必会再度变得真实起来，法律权威的旁落也就不可避免了，结果正如前文所述，期待中的法治不仅没有到来，不期而至却是传统的落后的人治传统逾益坚固，刚刚启幕的法治也就无可奈何地摆脱不了谢幕的命运，这何尝不是文明的悲哀？！
（三）针对主义法治
我们一直还信奉着这样的观念，法治是一种实践的事业，它所要回应和关注的是社会的现实需要，因而它从来都是事实上的事业而非逻辑的事业，或者借用埃利希的话说就是：“法律发展的中心不在立法，不在法学，也不在司法判断，而在社会本身”[25]。因而法治具有现实的世俗性意义，从来就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法治标本和范例。这就意味着为一国所践行的法治必然是针对主义法治，必须适合自己本国的客观需要，所以“为某一国人民而制定的法律应该是非常适合于该国人民的…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竟能适合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话，那只是非常凑巧的事[26]”，这是因为“具体的适合一个国家的法治并不是一套抽象的无背景的原则和规则，而涉及到一个知识体系[27]”，一个活生生的不断变化的社会知识体系。具体到中国来说，要实现法治，就必须处理好法治理想与国情、法治现代化与法律传统的关系。因为我们不是在一张白纸上建设并践行法治，我们是在有着千年封建传统礼法文化浸泡下的法治本土资源上进行革命式变革。“传统之于中国人，并非死了的过去，而是活着的现在。”[28]人们往往根据自己的经历、文化传统来理解和接受法治，这就决定了在中国践行法治不可能摆脱传统积淀的影响。换句话说，中国法治践行的独特使命必须是以传统资源的松动并逐渐更新为前提的，为着同样的原因，中国法治的始基性使命就是要追寻几千年封建传统社会文化浸泡下的国人心中那份久违的冲动——一种推陈出新，进步文明的内心体验和信奉。因此“中国现代法治不可能只有一套细密的文字法规加一套严格的司法体系，而是与亿万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心态以及行为相联系的”[29]。与此相适应，“中国法治之路就必须注重利用中国的本土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与实际”[30]，否则“即使制订出了法律……法律也只能部分实行，或者完全不通”[31]。这就真可能造就一个学者常谓的法律更多但秩序更少的世界了，当然这也绝不是我们期望中的法治社会！
余论
其实，从终极意义上讲，作为一种表征进步与文明的治国方略的法治，既是一种理想，也是一种过程，并无所谓的好坏良莠之分，唯一有所区别的只是践行过程中的差异，也就是说在何种情形下法治的践行方才有效。换言之，对于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而言，都有自己渴望法治的理由，正如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渴望富强的理由一样，真正不同点只在于每个民族如何将这些理由转化成促使法治理想得以实现的动力，这才是法治的关键和灵魂。除此之外的任何别的解说都只能看作是法治自不待言的误解和不言自明的违犯，因而也是错误的，行不通的。
注解：
[1] [2] [3] [4][美]昂格尔著，吴玉章等译：《现代社会中的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8、85、96页。
[5]高道蕴等编：《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导言第3页。
[6]苏力：《“法”的故事》，《读书》1998年第7期。
[7] [11][美]哈罗德·J·伯尔曼著，梁治平译：《法律与宗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43、28页。
[8]夏勇：《法治是什么》，《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9]林 ：《法律与伦理社会》，《政治与法律》1997年第6期。
[10][12][20][21][22]姚建宗：《法律与发展研究导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24、408、411-412、402、412页。
[1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66-167页。
[14][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著，邓正来译：《自由秩序原理》（上），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15页。
[15][23][27][29][30]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19、17、19、6页。
[16][17][美]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 、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3-404、402-403页。
新闻出版总署
关于开展2010年度新闻专业高级职称评审材料申报工作的通知
新出职改[2010]001号
有关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局）职改办，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直属机构）、各人民团体、有关企业集团（总公司）人事（职改）部门，中国出版集团公司，署直属各单位:
为做好2010年度新闻专业高级职称评审工作，现就职称评审材料申报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资格要求
（一）参评人员
在报社及时政新闻类期刊从事新闻采编专业工作的人员。
（二）外语水平
外语水平需达到新闻出版总署新出职改[2007]101号文件规定要求，即本级外语水平考试成绩达到45分以上（含45分）或符合有关免试规定，具体内容如下:
1.申报新闻专业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其相应级别的外语水平测试成绩达到全国通用标准（含2006年底前已取得全国职称外语测试成绩合格证书的人员），即可申报相应级别的专业技术职称，该成绩的有效期可延至本人正高级职称评聘通过为止；其相应级别的外语水平测试成绩低于当年全国通用标准10分以内（含2006年底前参加全国职称外语水平测试成绩达到45分的人员），即可申报相应级别的专业技术职称，该成绩的有效期至该级别专业技术职称评聘通过为止。
2.1982年12月31日以前参加工作的新闻专业技术人员申报新闻专业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其相应级别的外语水平测试成绩低于当年全国通用标准10分以内（含2006年底前参加全国职称外语水平测试成绩达到45分的人员），即可申报相应级别的专业技术职称，该成绩的有效期可延至本人正高级职称评聘通过为止。
3.转换系列晋升新闻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其外语水平按现从事专业的岗位要求掌握。
4.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免试外语：
（1）至申报年度12月31日以前，连续工龄满30年或连续从事新闻专业技术工作满25年。
（2）取得外语专业专科及以上学历。
（3）获得博士学位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4）参加全国职称外语水平测试，其成绩达到了全国通用标准A级或B级的人员（含1982年12月31日以前参加工作，并在2006年底前参加全国职称外语水平测试，相应级别成绩达到45分以上的人员），申报正高级或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5）在国外留学一年以上，回国参加首次职称评审或作为访问学者由国家派出留学半年以上的人员。
（6）参加《全国出国培训备选人员外语考试》（简称BFT），通过高级（A级）者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7）取得TOEFL（托福）考试550分以上、IELTS（雅思）考试5分以上或GRE（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1800分以上的。
（8）出版过外文专著、译著，并经两位在职译审审定达到较高外语水平的人员或经国家级外文外事部门认定具有较高翻译水平的。
（三）计算机能力
计算机能力需达到新闻出版总署新出职改[2004]001号文件规定要求，即计算机能力达到本级及以上水平或符合免试条件，具体内容如下：
1.1959年12月31日(含)以前出生的专业技术人员申报高级职务，必须参加B级水平考试。B级考试内容的四个模块:①Windows，②Word，③Internet，④Excel。
2.1959年12月31日以后出生的专业技术人员申报高级职务必须参加A级水平考试。
A级考试内容的六个模块:
文字编辑、记者和工程、经济、会计等系列考：①Windows，②Word，③Internet，④Excel，⑤PowerPoint，⑥Access。
美术编辑考：①Windows，②Word，③Internet，④Excel，⑤PageMaker，⑥PhotoShop。
已取得B级合格证书的专业技术人员，根据从事专业直接加考所缺的两个模块。
符合下列条件的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应用能力可以免试：
（1）参加全国或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计算机水平考试并取得本通知要求的相应模块合格证书者。
（2）取得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含计算机及应用、计算机软件、计算机科学教育、软件工程、计算机器件及设备、计算机信息管理、计算机网络）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者。
（3）在专门的计算机室（中心）从事计算机专业工作三年以上者。
（4）参加全国计算机软件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取得程序员及以上级别资格证书的人员。
（5）取得博士学位人员。
（6）取得非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硕士学位人员，评聘中级职称时免于B级考试，评聘高级职称时，根据从事专业直接加考相关内容。
（7）年龄50岁以上（含50岁）者。
（四）学历及任职年限
1. 申报主任编辑、主任记者
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含大学本科）学历，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取得编辑或记者职称并在新闻单位受聘从事新闻采编工作满5年。
（2）取得博士学位后在新闻单位受聘从事新闻采编工作满2年。
（3）2001年12月31日以前（含12月31日）具有其它专业中级职称调入新闻单位，并在新闻单位受聘从事新闻采编工作满3年。
（4）2001年12月31日以后具有其它专业中级职称调入新闻单位，并按规定转评为新闻系列中级职称后受聘从事新闻采编工作满2年，且与原专业中级职称任职时间累计满5年。
（5）具有其他副高级职称并从事新闻采编工作满１年（转评）。
2. 申报高级编辑、高级记者
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含大学本科）学历，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通过新闻出版总署或本单位主管部门组建的新闻专业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备案同意）评审取得主任编辑或主任记者职称并在新闻单位受聘从事新闻采编工作满5年。
（2）2001年12月31日以前（含12月31日）具有其它专业副高级职称调入新闻单位，并在新闻单位受聘从事新闻采编工作（履行主任编辑或主任记者职责）满4年。
（3）2001年12月31日以后具有其他专业副高级职称调入新闻单位，已按规定转评为新闻专业副高级职称并从事新闻采编工作满3年，且与原专业副高级职称任职时间累计满5年。
（4）具有其它专业正高级职称且从事新闻采编工作满1年（转评）。
（注：学历均指国民教育系列，任职年限计算截止日期为2010年12月31日。）
（五）论文论著
申报副高级职称需提交任现职以来发表的新闻专业论文或相关专业论文2篇（新闻专业论文至少1篇），或提交新闻专业或相关专业论著1部。注：申报人必须为第一作者。
申报正高级职称需提交任现职以来发表的新闻专业或相关专业论文3篇（新闻专业论文至少1篇），或提交新闻专业或相关专业论著1部。注：申报人必须为第一作者。
新闻专业论文论著是指新闻专业方面的论文论著，相关专业论文论著是指与报社报道业务范围一致的专业论文论著（如：法律类报社的专业技术人员可提交法律专业论文论著）。提交的论文论著必须是任现职以来在公开发行的专业期刊（不包括内部期刊）、报纸上发表或出版发行的，发表（出版）时间截止到2010年12月31日。学位论文和任现职以前发表的论文论著不能作为参评的论文论著。
（六）破格条件要求
在新闻专业技术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取得重大成绩，经单位考核认为达到高一级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的人员，可放宽学历要求和任职年限要求，破格申报高一级专业技术职称，破格申报需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 任现职期间获得中国新闻奖及相应级别的全国性新闻评奖中获奖的人员，申报资格条件可适当放宽：具备相关申报资格的，其申报高一级职称的任职年限可提前2年；具有大专学历的人员，达到任职年限要求的，可申报高一级职称。
2. 具有大专学历且1986年以前开始从事新闻工作，任现职期间获得省部级新闻奖或连续三年考核优秀的人员可破格申报副高级职称。
3. 因工作需要由外单位引进或交流到新闻单位从事管理或专业技术工作且胜任现职工作的优秀人才，可比照新闻单位同等（学历、工作年限）人员职称情况破格申报副高级职称。
有关奖项分类及名称见附件。
（七）同级职称转评
非新闻专业高级职称申请转评同级别新闻专业职称，其外语、计算机成绩不再要求，其它申报条件与正常申报相同。
（八）不得申报人员
近3年内存在以下情况的人员不得申报2010年度新闻专业高级职称：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受到司法或新闻出版行政管理机关查处的直接责任人员；涉及重要案件尚未定案的人员；在职称有关考试中作弊的人员；在重大责任事故中，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人员。
二、申报程序
（一）单位初评推荐
新闻单位初评推荐需按以下要求之一进行：
1.经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备案同意组建新闻专业副高级职务评委会的新闻单位或已有新闻专业中级职务评委会的新闻单位，其专业技术人员申报高级职称应由评委会评审推荐，评审推荐会议到会人数不少于评委人数的2/3，同意票数应超过到会人数的1/2方可推荐申报。
2. 没有新闻专业中、高级职务评委会的新闻单位，应组建不少于7人的行政与专家推荐小组负责推荐，专家应具有高级职称，具有新闻专业副高级或正高级职称的人员不得少于4人。专家推荐小组会议到会人数不得少于应到会人数的2/3，同意票数应超过到会人数的1/2方可推荐申报。
（二）单位内部公示
新闻单位在决定报送评审材料之前，要对申报人员的学历、学位、工作业绩、工作量的计算、获奖情况、学术成果的真实性等进行认真核实和认定，并将全部申报材料在本单位公示1周，全部材料无异议后再上报。申报材料必须是公示的材料，公示后不得再随意添加材料，如有弄虚作假行为，一经查实，即退回该单位所有委托评审材料，并追究有关工作人员的责任。有弄虚作假行为的专业技术人员，次年不受理其委托评审要求。
（三）主管部门审核
经公示后的申报材料需经新闻单位主管部门人事（职改）部门审核，经审核同意后出具委托评审函（对破格申报的人员，同时需出具同意破格申报的报告），材料齐全后报总署职改办。
（四）评审结果公示
对全国新闻高级专业职务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拟授予高级职称任职资格的人员，于评审会后在新闻出版总署网站（www.gapp.gov.cn）通知公告栏公示1周，接受社会监督。对公示无异议的人员，总署职改办正式发文予以确认。对公示中有问题的人员，总署职改办核实后按程序取消其资格。
（五）破格申报程序
1．符合破格申报条件的人员向单位提交破格申请报告；
2．新闻单位组织评委会或专家组进行初评，并对破格申报人员进行答辩，提供不少于1000字的答辩意见；
3．新闻单位将破格申报人员的材料（包括破格答辩意见、单位推荐意见）上报新闻单位主管部门审核；
4．新闻单位主管部门审核通过后出具破格报告。
（六）总署答辩要求
新闻出版总署职改办对所有破格申报者组织专家答辩，对上一年度申报评审未通过，今年又重新申报的人员，安排专家抽查答辩。
三、申报材料
申报材料以电子材料（见附件2）报送为主，纸介材料报送为辅。
（一）申报单位提供的材料：
1．主管部门委托评审函；
2．申报材料公示情况证明；
3．新闻专业高级职称评审材料一览表；
4．破格人员破格申请、单位答辩意见、单位推荐意见、主管部门破格报告。
（二）申报人员的资格材料（A袋）：
1. 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新闻出版总署统一印制一式两份），另附与评审表上相同的本人半身2 寸照片2张；
2. 年度专业技术人员考核登记表复印件；
3. 职称外语考试合格证或成绩通知单或免试证明；
4. 计算机考试合格证复印件或免试证明；
5. 身份证复印件；
6. 学历证书、学位证书复印件；
7. 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书、聘任证书复印件；
8. 岗位培训合格证书复印件（仅对应参加岗位培训的人员）；
9. 继续教育证书复印件（评审参考）；
10. 获奖证书复印件。
（三）申报人员的业绩材料（B袋）：
1. 推荐材料简表；
2. 能反映或代表申报人任现职以来最高水平的新闻作品或成果。
以上三类材料共15项（破格人员16项），其数量和格式等要求均可从http://www.gappedu.gov.cn（职称评审专栏）下载。
四、注意事项
（一）申报材料以电子介质材料为主，同时报送纸介材料。电子介质材料：文字作品的扫描文档，字迹要清晰。纸介材料：A袋报送1份，B袋报送1份（详细要求可参阅附件2：《申报材料说明》）。
（二）申报材料需由委托部门报送，或经委托部门同意由申报人所在新闻单位人事部门报送（只受理单位报送材料）。
（三）评审结果由总署职改办通知委托单位，委托单位将评审结果通知申报单位，申报单位人事部门按总署职改办的要求办理材料清退和通过人员证书。
（四）受理申报材料的日期为2010年12月20日至2011年2月20日，逾期不予受理。
（五）本通知及本通知所提及的文件、电子表格等，可从http://www.gappedu.gov.cn职称评审专栏查阅、下载。
（六）报送材料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4号物华大厦五层520室
新闻出版总署教育培训中心
联 系 人：徐令德 王 鑫
联系电话：010-68008752，68008166（传真）
（七）政策咨询：
新闻出版总署职改办
联系电话：010-83138770
附件：
１．全国性新闻评奖名称
http://www.gapp.gov.cn/cms/cms/upload/info/201012/708090/129248049323872427.doc
２．申报材料说明
http://www.gapp.gov.cn/cms/cms/upload/info/201012/708090/129248050190369844.doc
新闻出版总署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二○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杜宴林
毋庸置疑，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法治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并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和愈益显明的成效。然而，实践中的窘态与理性的求证却让人清醒的看到，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并没有表面上那么乐观与繁荣，恰恰相反，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法治因为方法论上的误区和偏差——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扭曲，正在或势必偏离现代化轨道，并进而直接导致了当下的窘态与困惑：完美与缺憾的矛盾交织，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扭曲，滞阻了法制现代化的纵深运行。对于21世纪的中国法治来说，必须进行方法论的检讨与重整，确保法治的现代化运行。
一、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法治：方法论的检讨。
详细来说，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法治存在如下方法论上的误区或缺欠：
（一）法治的先期热情与神秘忠诚——中国法治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翻开中国法治的历史，法治没有任何时候象今天这样在中国这般荣光——获得了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庶民百姓的关注与垂青，甚至被纳入了基本国策。其突出的表现就是法治的话语没有任何时候象今天这样风靡流行，这也充分显示了法治的勃勃生机与话语的泛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一个贩卖法治话语的时代，“依法治国”，“依法治省”，“依法治市”……，充分体现了其时代特色的话语霸权，(从这个意义上讲)法治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全民性事业。尽管如此，但在我看来，法治话语的风行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秩序的愿望和渴求，但另一方面，却也刺目的凸现了法治的神秘忠诚和先期热情，中国法治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而对于一个如我们一样古老而又生机勃勃的国度来说，要进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实践，缺乏甚至没有理性的代表时代精神的理论作指导，无疑将是一个美妙的设想，为着同样的原因，它也只能是一份神秘的忠诚与先期热情。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本着因果关系的演绎方法进行阐释，准确地说，从中国法治的产生缘由，中国法治与现代意义的法治关系说起。
众所周知，现代意义上法治产生于近代西方文明，是人类走出蒙昧迈入文明的创造物，也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标志之一。然而，中国法治由于先天出生的缺陷，不可能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美国学者昂格尔认为，法治产生于西方而非中国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没有形成现代型法的秩序的历史条件——集团的多元主义、自然法理论及其超越性宗教的基础[1]。因而中国形成了主要表现为行政命令方式的官僚法（管理型法），而西方形成了自主、普遍适用的法律体系和法律至上的法治精神。尽管在中国文明型态中，我们也会发现导致了多元集团产生，导致了某种超验的世界观的社会变化……但是，这两种因素并未结合在一起，也没有通过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现代法治[2]。因为在传统的中国，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意义的是社会和谐，这也是支配人们思想的全部观念，然而奠基于封建等级身份观念上的社会却无论如何形成不了现代法治的法律至上的神圣观念，因为严格说来它不是实在的规则与准则[3]，而是模范行为的模式。这样就不难理解，尽管中国也曾有诸如儒家和法家等关于人、社会和法律的系列观点，比如儒家主张符合伦理典范的习惯礼仪，法家主张官僚政府以及强制执行官僚法，但双方确实从某些不言而喻的共同（礼仪）前提出发进行论证的，而这些前提根本不允许他们捍卫甚至承认现代西方意义上的法制原则[4]。传统中国的流行做法完全是以家长的方式处理事务。[5] 所谓法就不可避免的带有浓厚的工具色彩和官僚政治色彩。因而中国产生不了现代意义的法治，也确实不需要现代意义的法治。
认识到这个问题，我们就不难发现并认同，中国要实现真正的法治具有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它绝不是急功近利的产物，也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理论的准备和证成，除此之外的任何观点和看法都势必具有方法论上缺憾—— 或多或少的先期热情和神秘忠诚，否则就是智识上的盲点。法治不能缺少理论的准备与证成，唯其如此，方才能摆脱方法论上的缺陷，并进而真正凸现法治的本来面貌。然而，不无遗憾的是，当下的中国法治却盛行着一种流行病——先期热情和神秘忠诚。我们先看一则珍贵的实例然后才分析个中缘由,尽管这只是冰山一角或法治缩影：1998年《读书》杂志第7期刊载了苏力先生名为《“法”的故事》的文章。在文中苏力先生详细的演绎了近代乃至当代法理学者（家）对法的词源学解释，即想当然演绎许慎那显然不慎的关于法的词源学解释。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这样对法进行解释“（法） ，刑也，平之如水，从水；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之所以偏旁如水，是因为法律如水那样公平；之所以有“ ”，因为“ ”是传说中的一种独角兽，生性正直，见到不公平的人，会用角去顶，因此也就了法。”在先生看来，后者可不作追究，但前者却值得怀疑，因为从认知心理学上看，一般说来，最容易引起人们注意的往往是物体的活动特征。所以法字的水旁具有平的特征，但不应该成为代表或指涉法律要求公平这高度抽象的结论性特征，不仅如此，理论和史实都强调了法的水旁指涉——法的自上而下公布的特征。然而事实上中国近代直到现代许多法理学家却轻信许慎的法的故事，而且先生经过详细考察发现这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知识或没有我们的知识。唯一的理由只在于他们的先期热情和神秘忠诚——无视逻辑和事实上的基本要求，想当然的努力论证中西法的一致性，并满足于时代需要和情感需要。一方面不得不承认西方制度的先进，另一方面还必须不损及近乎变态的民族自豪感。这就是国人的先期热情和神秘忠诚，或者福柯所说的那种追求知识的情感意志[6]。
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法治登陆中国也有自己的为外人所始料不及的初始缘由——先期热情和神秘忠诚。一般来说，法治是文明的产物，更确切的说是伴随17、18世纪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的西方文明的产物，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然而在中国，当法律权威出现时，正是中国文革意识显出弊端，个人魅力权威危害极大时，也许出于义愤或相对不成熟的思考以及西方法治的成功经验，因而它从一开始就被民众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和热情，法律似乎是作为救命稻草而出现的。所以中国法治从开始出现之日起就有自己独特的憧憬与梦想，梦想的理由在于：将人们从随意专断的受侵犯的境地中解脱出来，确保人们正常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不再为领导人的意志而饱经人间的沧桑；让人完全明了，任何人都不可随意滥用权力，任何人都必须受法律的约束，以确保正常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得以维持，然而我国几千年的人治传统却总是疲于保证这种梦想的实现。因而立基于文革的反思和西方法治的良好印象就注入中国法治的期待中，与此同时，文革的惨痛教训反过来又增加了法治的神话色彩，于是我们便很认真地被引入法治的神秘崇拜中，法治从西方泊来时，我们便把这看作不言自明的真理：法治能约束政府权力，法治能保障平等、自由与人权，所有人生来就是平等的……相应地，我们的法治理论仅停留在引介和移植西方理论阶段，但从来没有反思过这些法治理论的现实意义，也没有对中国传统治国方略做出科学认识和评断，因而一个显明的事实是中国法治缺乏应有的理论准备。
而对于一个几乎没有法治传统、人治色彩浓厚的国度来说，要实现真正的法治没有理性的代表时代精神的理论作指导，法治怎么可能得以真正的践行？于是我们不久就会发现，这种以对文革的义愤或者说革命情结为契机建立起来的法治虽然都象革命一样曾经有血有肉，但也注定象它一样存在缺陷，在不顾一切的打破传统和秩序之后，相伴而生的是失去了保持传统和秩序的能力。而当现实法治陡现其真貌时，法治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就逐渐沦为一种稀疏平常的事物，真正的法律至上的法治精神也就无从培育，道理很简单，当一种为人所崇拜的东西在事后看来不过如此时，也即崇拜的东西露馅并没有带来人们期望的效果时，法治也就注定了命运的扭曲与失落，又没有足够的理论来予以证成，因而人们对法治也就逐渐缺乏了这种难言的崇拜，反而弃之如蔽履了。一提到法治就摇摇头说它没啥用，这势必使法治失去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法治意味着什么，也就不言而喻了，道理仍然很简单：“一种不可能唤起民众对法律不可动摇的忠诚的东西，怎么可能又有能力使民众愿意服从法律？”[7]
（二）、价值上的求同证成与理性的建构——中国法治价值目标的错位
伴随着法治的先期热情和神秘忠诚，中国法治又走上了一条价值上求同和理性建构的不归路，在中国法治的工作者（无论是理论上的工作者还是实践的操作者）看来，西方法治有着成功的经验，因而中国法治现代化的价值定向与目标似乎就是要在中国实现从传统社会控制手段向西方治国方略的转变。这就不难理解，中国法治现在总有这样一种倾向，将未来梦想中的法治演绎成标准的西方法治版，并想当然的从价值上进行求同性证成。关于这个问题夏勇先生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无庸讳言，尽管法治在本世纪里已经成为中国的流行话语，但迄今为止我们在从学理上阐释法治的时候所使用的话语主要是翻译过来的西方原理”。而造成这现象的原因在于：“一、因西方法治先行经验厚积且学术经年，易成文化强势，二、因法治乃人类共求之物，人类社会共通之理，故先知先述，多知多述者遂居语言优势；三、因吾国近世深重，学人难以从容梳理故旧接应西学，且多患文化失语症，不能用自己的语言讲述当前发生的与自己相关的事情。” [8]然而价值上求同主义的法治又很容易滋生一种证明什么的倾向，证明我们也能同样的实行法治，但这却隐含着这样一个十分危险的法治陷阱——盲目与想当然。事实上，由于历史、国情、传统文化的差异，决定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伦理社会的土壤中是培植不出西方人的文化精神的，因而“中国不可能建成西方那样的法治社会，我们的法治必然是法治与伦理精神的结合”[9]，法治从来不是数学考试，没有标准的一成不变的答案。
价值上求同总是伴随着天才的法治构想，于是怀着美好法治梦想的人们又再一次从不同角度揣着不同的想法走在了同一条道路上：建构法治，而若隐若现的法治期盼又给了人们异乎寻常的力量和炽热的渴望，驱使我们努力去建构中国法治体系，急于实现法治现代化，而无视逻辑的思辨和理性的把握，似乎法制就是法治的分水岭，法制齐了，法治也就实现了。也不在乎是否会有同样的绩效，于是短短二十年中国法治进入了法制化（准确的说是立法）运动时期，其火热的局面甚至可以使我们合理地认为，中国法治已进入了法制时代或法制的黄金时代。的确，一般来说，在一个法制健全的国家，法治化程度较高，因而这种努力建构的价值在于助始了法治实践历程的驱动力。然而过之犹不及的是，我们的建构热情过度炽热，使我们患上了全民性的建构症——一种“吃不到的总是甜的，得不到的总是好的”偏见的结果，有学者尖锐的指出，这是一种法律饥渴症。客观后果是：我们一方面建构出了全方位的法制（治），另一方面我们又发现叛逆法治的实践仍然不减，使得中国法治刺目的凸现出奇特的双重性特征，它在法治建构领域突飞猛进，却无力满足于人民的基本秩序的需要，无论我们多么努力宣称法治，但却始终无法掩盖这样的现实，法治的力不从心，表面繁荣的法制时代掩盖不了粘乎乎的法治泡沫，正如表面的经济繁荣掩盖不了脆弱的泡沫经济一样，试镜中的法治效果并不明显，期望中的法治并没有到来，不期而至却是变形的法治，变味的法治，给人一种形似而神不似的感觉。究其根源，当与中国法治传统基础薄弱，民众法治意识、参与精神的匿乏有很大关系，但更重要的是，这不能不说是方法论缺陷所导致的结果，因而必须加以检讨与重整。
（三）功能上的速效与法治的远近——中国法治逻辑自洽的困惑
先期热情、神秘忠诚以及价值上求同本来就是危险的陷阱，但我们还不知不觉地人为地背上了法治速效的沉重使命。诚然，当代中国法治的预想版图既然准备于上个世纪之交的时代，则不应完全重踏西方法治之路，因而从一开始就应与现代法治的发展合拍同步，同时它还应担负回归和重建近代法治及超越近代法治和实现法治现代化（法治意识，拿学者的话说，中国法治需要补课）的双重使命，也就是说，在有几千年封建人治传统盛行、法治几近虚无的中国要实现现代法治，它所要面临的既有消解传统人治体系、建构法治体系的艰巨任务，又有自进化论角度为法治提供理论基础的双重任务，我们多少显得有些仓促、紧迫一些，因而毫不奇怪，中国法治现代化从理论上讲是一个厚重而迫切的问题，也就是学者们常说的历时性问题共时性解决的紧迫问题。但是法治实践归根到底是一个渐进的历程，法治不应也不能设有时刻表，不能人为的设定时限。然而不无遗憾的是，中国法治现在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却是，中国法治已被人为地有意无意的设定了时限，流行一种典型的速效跳板意识，并理所当然地演绎出理性建构主义而非科学的进化论渐进主义色彩的期收速效的法治实践。这就是学者所概言的（在文化认同上）的所谓“奋起直追”问题，其杰出表现就是前述所及的大肆立法，实现所谓的有法可依，而忽视一些配套的甚或更重要的东西的建设，如法意识、法观念的培育、法律信仰的诱导和确立等等。自不待言的是，在这种期收速效的跳板意识支配下的许多立法相当粗糙，进而在实践（际）上直接成为了这些立法的墓碑，其典型例子就是学者们关注与检讨的破产法的颁行。事实上，法治原本就是一种偏重信仰的治国方略，法治的精神意蕴从来就是信仰——一种神圣的宗教般的信仰[10]，因而伯尔曼才严正的指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11]“法律的宗教情怀和信仰，是全部法治建立、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前提和保障”[12]。他不应该或主要不应该是现实主义和工具主义的。然而就是这样一种偏重信仰的法治方略，在中国自辟蹊径的独特演绎和看似自洽的逻辑支配下却幻化成了一种取实利的工具，令人不得不佩服“中国特色”之重之妙，这不能不让人产生逻辑上的困惑与追问——法治究竟是什么，法治到底有怎样的逻辑？这个困惑没有得到解决，相应地，法治在今天中国意味着什么也就不难理解了。对于21世纪中国法治来说一个明显的结论是：必须进行逻辑上的修正和重整，方能实现真正的法治。
二、中国法治的未来：方法论的重构
显而易见，正是由于方法论上的缺陷导致了中国法治的现状是一种没来由的喝彩式的法治，其理想版本是标准的西方版，同时还带有一种浅尝辄止的特征。而对于正在践行法治的中国来说，这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喝彩的法治，也是理性的法治，是一种深层次的法治，同时还是一种针对性的法治。
（一）理性的法治
毋庸置疑，作为一种治国方式，法治是迄今为止最有效的也是最好的治国方式，正是基于此，亚里士多德才严正的指出“法治应优于一人之治”[13]，而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经历了多年封建伦理社会的国家来说，法治无疑如同一个新生的婴儿，必须给以足够的呵护，然而我们却不能没来由的神化法治，更不能想当然的构造21世纪的法治国家，我们需要的是理性的法治。
首先，我们必须理性地认识到，法治并不是什么灵丹妙药，它只是治国方略的一种最好的形式，正如学者所说的，从一定意义上讲，它只是相对好的治国方式，这种相对意义蕴含着这样的内涵，人们渴望比法治更好的治国方略，但因各种因素不具备，因而人们不得不以退而求其次的办法选择了法治，而法治从被选择的那天起就伴随着缺陷，只是瑕不掩瑜才为人们所接受所选择，从这种意义上说，法治只是人们无奈的选择，因为没有准确体现人们意愿的治国方略，而社会还得继续下去，因而人们在不得不选择接受、认可法治的优点的同时，不得不（不管情愿不情愿）也认可、默许了它的缺陷。而事实上也确实这样，中国古代没有现代意义的法治，社会观念的核心在人们心目中最突出的是和谐，人们靠传统习惯、宗教信仰、道德教化就可以起到社会控制、道德约束的作用，因而我们也会看到历史上的贞观之治的社会秩序良好的盛世局面，只是到了近代，社会的发展，物质的丰富，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导致了资本主义大发展，资产阶级为了排挤封建等级特权和封建剥削，保护自己的利益便高扬法治民主精神，因而法治也才真正形成，所以哈耶克认为：“法治理想得以巩固的主要时期，乃是18世纪上半叶，当时法治的理想正逐渐的渗透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14]。因而我们总信奉着学者们如下简明的结论，传统社会不需要法治，也产生不了法治，法治只有在现代文明发展这个催生婆的催生下才能得以生产，它是治理国家的最佳方略，但绝不是唯一方略。杜撰法治的神话，无限度抬高法治的作用，既不符合理论旨趣，也不符合客观事实，对待法治的真实态度应该是理性的法治观。
同时常识告诉我们，社会是由宗教、道德、习惯、法律等多种手段来维持的，尽管法治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但绝不代表全部，“这不仅因为法律不可能规定一切”[15]，也不应规定一切，必须有个限度以防过度法规化，窒息人们的生活[16]，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法律具有保守性、僵化性、缺乏灵活性等缺陷[17]。所以对法治而言，掷地有声理性评价哪怕是批评远比言不由衷或不负责任的喝彩重要得多，毕竟“理性才是法律的生命”（爱德华·科克爵士语）。
（二）深层次的法治
如前所述，正是由于方法论的缺陷，中国法治理论和实践总在低处徘徊，明显呈现浅层次特征，这对于准备践行法治理想的国度来说，无论如何可不是什么好的福音，真真切切的要实现法治就必须是一种深层次的法治，即全民参与的法治。它不但适用于官员，而且也适用于公众，我们一直信奉着这样的观念，法治是一种实践的事业，“法治的意义在于给人们的行为提供有效的指引”（拉兹语）[18]“其基本要素是用公民秩序的理性原则限制官员的权力[19]”（塞尔茨尼克语），换句话说，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应当是全民的事业，它的核心价值理念是吸引、充分调动全体公民的主动参与精神。这种参与不仅是社会成员成为公民而非臣民的权利表征，而且这还意味着是使社会成员成为公民而非臣民的先决条件。法治化的过程实际上就内蕴着大众普遍参与，并确立神圣信仰和树立忠诚的过程。因而“法治不仅是国家（或政府）所关心并努力从事的事情，而且更是也是社会公众所关心的或者应当关心并努力投身其中的时情；不仅是其他社会公众所关心的或者应当关心并为之奋斗的事业，而且也同时也是包括自己在内的全体社会公众应当主动地自觉参与的共同事业”[20]。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不难理解当下中国法治低层次的原因和关键所在。表面看来是因为法治在中国刚刚践行，时间较短，但更不容忽视的潜在的病灶则在于其方法论上的缺陷：理性的建构并缺乏生活的经验，把民众有意无意的当作“局外人”或者如学者所说的“旁观者”，为着同样的原因，法治仅作为一个象征，一种标志，远远没有进入民众的日常生活，法治仅存在于法学家或法学职业工作者的自问自答式的理论建构和热情参与中。而真正的法治要义——大众认同与回应、民众参与与合作却遭到了忽视或漠视，从而导致了学者所言的法治主体整体性的缺位与失落，结果是法治的意义尽失，徒具有形式而已[21]。盛荣下的法制时代却涅磐出苍白的果实——现实中的法治非但不如预料中的热烈，反倒出奇的平静也就不足为怪了。对于21世纪的中国法治来说，必须进行深层次的方法论转向——法治乃是全民的事业，需要全民的参与。我们必须让法治厚实起来，穿越所有人的热情注视，并真正认同和积极的参与，否则法治终究逃不过被遗弃出局的命运。简言之，法治的真正上帝是中国的亿万百姓和人民大众！这意味着，未来的法治理论与实践：1、在思维方式上进行革命性转换。法治需要全民的参与，每一个社会成员既是看剧者又是剧中人，两个角色不能截然分开。也就说，作为社会基本构成粒子的人不再被想象为存在于他所认识、理解和分析的法律现象和法律实践之外的旁观者，法律也不再被简单地看作认知对象，恰恰相反，法律（治）应当被理解为观察者也参与其中的一项事业[22]。从而塑造出新的真实的法治社会的组成成员，这当然意味着，真正的法治社会中的法治人既是法律的严正服从者，也是法律的自由批判者，既是现有社会的维护者，也是进步社会的推动者，既是法治价值的信仰者，又是法治价值的填充者！2、在实践层面上，法治必须真正走向生活，也就是说法治是人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它与人们的生活方式生存样式息息相关，缺了它，人们将寸步难行。这就意味着：在一个维度上，要建立法治就是要建立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对他人行为和自己行为的确定预期[23]，并让亿万人民来共同负责践行，另一方面法律能够为人们真正寻求定纷止争、冲突解决、利益配置的合理手段和路径，而绝非理想层面的想当然的臆断。正如法治不是一种抽象的事业一样，法治不应该是天启的说教也不应是劝善的圣经，我们不能期待每个人都成为圣人，事实上，法治是一个实践的理想，它部分的是以“关于人和社会的本质的悲观主义前提的”，正是法治才“唤起了秩序、理性和正义”[24]。因而如果法治不能给人承诺什么，那么多少会让人不由生起几分虚幻和不踏实，长期下去，势必迫使人们重新正视它们时，传统的非法律权威势必会再度变得真实起来，法律权威的旁落也就不可避免了，结果正如前文所述，期待中的法治不仅没有到来，不期而至却是传统的落后的人治传统逾益坚固，刚刚启幕的法治也就无可奈何地摆脱不了谢幕的命运，这何尝不是文明的悲哀？！
（三）针对主义法治
我们一直还信奉着这样的观念，法治是一种实践的事业，它所要回应和关注的是社会的现实需要，因而它从来都是事实上的事业而非逻辑的事业，或者借用埃利希的话说就是：“法律发展的中心不在立法，不在法学，也不在司法判断，而在社会本身”[25]。因而法治具有现实的世俗性意义，从来就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法治标本和范例。这就意味着为一国所践行的法治必然是针对主义法治，必须适合自己本国的客观需要，所以“为某一国人民而制定的法律应该是非常适合于该国人民的…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竟能适合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话，那只是非常凑巧的事[26]”，这是因为“具体的适合一个国家的法治并不是一套抽象的无背景的原则和规则，而涉及到一个知识体系[27]”，一个活生生的不断变化的社会知识体系。具体到中国来说，要实现法治，就必须处理好法治理想与国情、法治现代化与法律传统的关系。因为我们不是在一张白纸上建设并践行法治，我们是在有着千年封建传统礼法文化浸泡下的法治本土资源上进行革命式变革。“传统之于中国人，并非死了的过去，而是活着的现在。”[28]人们往往根据自己的经历、文化传统来理解和接受法治，这就决定了在中国践行法治不可能摆脱传统积淀的影响。换句话说，中国法治践行的独特使命必须是以传统资源的松动并逐渐更新为前提的，为着同样的原因，中国法治的始基性使命就是要追寻几千年封建传统社会文化浸泡下的国人心中那份久违的冲动——一种推陈出新，进步文明的内心体验和信奉。因此“中国现代法治不可能只有一套细密的文字法规加一套严格的司法体系，而是与亿万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心态以及行为相联系的”[29]。与此相适应，“中国法治之路就必须注重利用中国的本土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与实际”[30]，否则“即使制订出了法律……法律也只能部分实行，或者完全不通”[31]。这就真可能造就一个学者常谓的法律更多但秩序更少的世界了，当然这也绝不是我们期望中的法治社会！
余论
其实，从终极意义上讲，作为一种表征进步与文明的治国方略的法治，既是一种理想，也是一种过程，并无所谓的好坏良莠之分，唯一有所区别的只是践行过程中的差异，也就是说在何种情形下法治的践行方才有效。换言之，对于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而言，都有自己渴望法治的理由，正如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渴望富强的理由一样，真正不同点只在于每个民族如何将这些理由转化成促使法治理想得以实现的动力，这才是法治的关键和灵魂。除此之外的任何别的解说都只能看作是法治自不待言的误解和不言自明的违犯，因而也是错误的，行不通的。
注解：
[1] [2] [3] [4][美]昂格尔著，吴玉章等译：《现代社会中的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8、85、96页。
[5]高道蕴等编：《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导言第3页。
[6]苏力：《“法”的故事》，《读书》1998年第7期。
[7] [11][美]哈罗德·J·伯尔曼著，梁治平译：《法律与宗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43、28页。
[8]夏勇：《法治是什么》，《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9]林 ：《法律与伦理社会》，《政治与法律》1997年第6期。
[10][12][20][21][22]姚建宗：《法律与发展研究导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24、408、411-412、402、412页。
[1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66-167页。
[14][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著，邓正来译：《自由秩序原理》（上），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15页。
[15][23][27][29][30]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19、17、19、6页。
[16][17][美]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 、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3-404、402-403页。
关于开展2010年度新闻专业高级职称评审材料申报工作的通知
关于开展2010年度新闻专业高级职称评审材料申报工作的通知
新出职改[2010]001号
有关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局）职改办，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直属机构）、各人民团体、有关企业集团（总公司）人事（职改）部门，中国出版集团公司，署直属各单位:
为做好2010年度新闻专业高级职称评审工作，现就职称评审材料申报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资格要求
（一）参评人员
在报社及时政新闻类期刊从事新闻采编专业工作的人员。
（二）外语水平
外语水平需达到新闻出版总署新出职改[2007]101号文件规定要求，即本级外语水平考试成绩达到45分以上（含45分）或符合有关免试规定，具体内容如下:
1.申报新闻专业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其相应级别的外语水平测试成绩达到全国通用标准（含2006年底前已取得全国职称外语测试成绩合格证书的人员），即可申报相应级别的专业技术职称，该成绩的有效期可延至本人正高级职称评聘通过为止；其相应级别的外语水平测试成绩低于当年全国通用标准10分以内（含2006年底前参加全国职称外语水平测试成绩达到45分的人员），即可申报相应级别的专业技术职称，该成绩的有效期至该级别专业技术职称评聘通过为止。
2.1982年12月31日以前参加工作的新闻专业技术人员申报新闻专业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其相应级别的外语水平测试成绩低于当年全国通用标准10分以内（含2006年底前参加全国职称外语水平测试成绩达到45分的人员），即可申报相应级别的专业技术职称，该成绩的有效期可延至本人正高级职称评聘通过为止。
3.转换系列晋升新闻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其外语水平按现从事专业的岗位要求掌握。
4.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免试外语：
（1）至申报年度12月31日以前，连续工龄满30年或连续从事新闻专业技术工作满25年。
（2）取得外语专业专科及以上学历。
（3）获得博士学位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4）参加全国职称外语水平测试，其成绩达到了全国通用标准A级或B级的人员（含1982年12月31日以前参加工作，并在2006年底前参加全国职称外语水平测试，相应级别成绩达到45分以上的人员），申报正高级或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5）在国外留学一年以上，回国参加首次职称评审或作为访问学者由国家派出留学半年以上的人员。
（6）参加《全国出国培训备选人员外语考试》（简称BFT），通过高级（A级）者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7）取得TOEFL（托福）考试550分以上、IELTS（雅思）考试5分以上或GRE（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1800分以上的。
（8）出版过外文专著、译著，并经两位在职译审审定达到较高外语水平的人员或经国家级外文外事部门认定具有较高翻译水平的。
（三）计算机能力
计算机能力需达到新闻出版总署新出职改[2004]001号文件规定要求，即计算机能力达到本级及以上水平或符合免试条件，具体内容如下：
1.1959年12月31日(含)以前出生的专业技术人员申报高级职务，必须参加B级水平考试。B级考试内容的四个模块:①Windows，②Word，③Internet，④Excel。
2.1959年12月31日以后出生的专业技术人员申报高级职务必须参加A级水平考试。
A级考试内容的六个模块:
文字编辑、记者和工程、经济、会计等系列考：①Windows，②Word，③Internet，④Excel，⑤PowerPoint，⑥Access。
美术编辑考：①Windows，②Word，③Internet，④Excel，⑤PageMaker，⑥PhotoShop。
已取得B级合格证书的专业技术人员，根据从事专业直接加考所缺的两个模块。
符合下列条件的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应用能力可以免试：
（1）参加全国或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计算机水平考试并取得本通知要求的相应模块合格证书者。
（2）取得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含计算机及应用、计算机软件、计算机科学教育、软件工程、计算机器件及设备、计算机信息管理、计算机网络）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者。
（3）在专门的计算机室（中心）从事计算机专业工作三年以上者。
（4）参加全国计算机软件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取得程序员及以上级别资格证书的人员。
（5）取得博士学位人员。
（6）取得非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硕士学位人员，评聘中级职称时免于B级考试，评聘高级职称时，根据从事专业直接加考相关内容。
（7）年龄50岁以上（含50岁）者。
（四）学历及任职年限
1. 申报主任编辑、主任记者
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含大学本科）学历，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取得编辑或记者职称并在新闻单位受聘从事新闻采编工作满5年。
（2）取得博士学位后在新闻单位受聘从事新闻采编工作满2年。
（3）2001年12月31日以前（含12月31日）具有其它专业中级职称调入新闻单位，并在新闻单位受聘从事新闻采编工作满3年。
（4）2001年12月31日以后具有其它专业中级职称调入新闻单位，并按规定转评为新闻系列中级职称后受聘从事新闻采编工作满2年，且与原专业中级职称任职时间累计满5年。
（5）具有其他副高级职称并从事新闻采编工作满１年（转评）。
2. 申报高级编辑、高级记者
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含大学本科）学历，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通过新闻出版总署或本单位主管部门组建的新闻专业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备案同意）评审取得主任编辑或主任记者职称并在新闻单位受聘从事新闻采编工作满5年。
（2）2001年12月31日以前（含12月31日）具有其它专业副高级职称调入新闻单位，并在新闻单位受聘从事新闻采编工作（履行主任编辑或主任记者职责）满4年。
（3）2001年12月31日以后具有其他专业副高级职称调入新闻单位，已按规定转评为新闻专业副高级职称并从事新闻采编工作满3年，且与原专业副高级职称任职时间累计满5年。
（4）具有其它专业正高级职称且从事新闻采编工作满1年（转评）。
（注：学历均指国民教育系列，任职年限计算截止日期为2010年12月31日。）
（五）论文论著
申报副高级职称需提交任现职以来发表的新闻专业论文或相关专业论文2篇（新闻专业论文至少1篇），或提交新闻专业或相关专业论著1部。注：申报人必须为第一作者。
申报正高级职称需提交任现职以来发表的新闻专业或相关专业论文3篇（新闻专业论文至少1篇），或提交新闻专业或相关专业论著1部。注：申报人必须为第一作者。
新闻专业论文论著是指新闻专业方面的论文论著，相关专业论文论著是指与报社报道业务范围一致的专业论文论著（如：法律类报社的专业技术人员可提交法律专业论文论著）。提交的论文论著必须是任现职以来在公开发行的专业期刊（不包括内部期刊）、报纸上发表或出版发行的，发表（出版）时间截止到2010年12月31日。学位论文和任现职以前发表的论文论著不能作为参评的论文论著。
（六）破格条件要求
在新闻专业技术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取得重大成绩，经单位考核认为达到高一级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的人员，可放宽学历要求和任职年限要求，破格申报高一级专业技术职称，破格申报需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 任现职期间获得中国新闻奖及相应级别的全国性新闻评奖中获奖的人员，申报资格条件可适当放宽：具备相关申报资格的，其申报高一级职称的任职年限可提前2年；具有大专学历的人员，达到任职年限要求的，可申报高一级职称。
2. 具有大专学历且1986年以前开始从事新闻工作，任现职期间获得省部级新闻奖或连续三年考核优秀的人员可破格申报副高级职称。
3. 因工作需要由外单位引进或交流到新闻单位从事管理或专业技术工作且胜任现职工作的优秀人才，可比照新闻单位同等（学历、工作年限）人员职称情况破格申报副高级职称。
有关奖项分类及名称见附件。
（七）同级职称转评
非新闻专业高级职称申请转评同级别新闻专业职称，其外语、计算机成绩不再要求，其它申报条件与正常申报相同。
（八）不得申报人员
近3年内存在以下情况的人员不得申报2010年度新闻专业高级职称：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受到司法或新闻出版行政管理机关查处的直接责任人员；涉及重要案件尚未定案的人员；在职称有关考试中作弊的人员；在重大责任事故中，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人员。
二、申报程序
（一）单位初评推荐
新闻单位初评推荐需按以下要求之一进行：
1.经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备案同意组建新闻专业副高级职务评委会的新闻单位或已有新闻专业中级职务评委会的新闻单位，其专业技术人员申报高级职称应由评委会评审推荐，评审推荐会议到会人数不少于评委人数的2/3，同意票数应超过到会人数的1/2方可推荐申报。
2. 没有新闻专业中、高级职务评委会的新闻单位，应组建不少于7人的行政与专家推荐小组负责推荐，专家应具有高级职称，具有新闻专业副高级或正高级职称的人员不得少于4人。专家推荐小组会议到会人数不得少于应到会人数的2/3，同意票数应超过到会人数的1/2方可推荐申报。
（二）单位内部公示
新闻单位在决定报送评审材料之前，要对申报人员的学历、学位、工作业绩、工作量的计算、获奖情况、学术成果的真实性等进行认真核实和认定，并将全部申报材料在本单位公示1周，全部材料无异议后再上报。申报材料必须是公示的材料，公示后不得再随意添加材料，如有弄虚作假行为，一经查实，即退回该单位所有委托评审材料，并追究有关工作人员的责任。有弄虚作假行为的专业技术人员，次年不受理其委托评审要求。
（三）主管部门审核
经公示后的申报材料需经新闻单位主管部门人事（职改）部门审核，经审核同意后出具委托评审函（对破格申报的人员，同时需出具同意破格申报的报告），材料齐全后报总署职改办。
（四）评审结果公示
对全国新闻高级专业职务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拟授予高级职称任职资格的人员，于评审会后在新闻出版总署网站（www.gapp.gov.cn）通知公告栏公示1周，接受社会监督。对公示无异议的人员，总署职改办正式发文予以确认。对公示中有问题的人员，总署职改办核实后按程序取消其资格。
（五）破格申报程序
1．符合破格申报条件的人员向单位提交破格申请报告；
2．新闻单位组织评委会或专家组进行初评，并对破格申报人员进行答辩，提供不少于1000字的答辩意见；
3．新闻单位将破格申报人员的材料（包括破格答辩意见、单位推荐意见）上报新闻单位主管部门审核；
4．新闻单位主管部门审核通过后出具破格报告。
（六）总署答辩要求
新闻出版总署职改办对所有破格申报者组织专家答辩，对上一年度申报评审未通过，今年又重新申报的人员，安排专家抽查答辩。
三、申报材料
申报材料以电子材料（见附件2）报送为主，纸介材料报送为辅。
（一）申报单位提供的材料：
1．主管部门委托评审函；
2．申报材料公示情况证明；
3．新闻专业高级职称评审材料一览表；
4．破格人员破格申请、单位答辩意见、单位推荐意见、主管部门破格报告。
（二）申报人员的资格材料（A袋）：
1. 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新闻出版总署统一印制一式两份），另附与评审表上相同的本人半身2 寸照片2张；
2. 年度专业技术人员考核登记表复印件；
3. 职称外语考试合格证或成绩通知单或免试证明；
4. 计算机考试合格证复印件或免试证明；
5. 身份证复印件；
6. 学历证书、学位证书复印件；
7. 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书、聘任证书复印件；
8. 岗位培训合格证书复印件（仅对应参加岗位培训的人员）；
9. 继续教育证书复印件（评审参考）；
10. 获奖证书复印件。
（三）申报人员的业绩材料（B袋）：
1. 推荐材料简表；
2. 能反映或代表申报人任现职以来最高水平的新闻作品或成果。
以上三类材料共15项（破格人员16项），其数量和格式等要求均可从http://www.gappedu.gov.cn（职称评审专栏）下载。
四、注意事项
（一）申报材料以电子介质材料为主，同时报送纸介材料。电子介质材料：文字作品的扫描文档，字迹要清晰。纸介材料：A袋报送1份，B袋报送1份（详细要求可参阅附件2：《申报材料说明》）。
（二）申报材料需由委托部门报送，或经委托部门同意由申报人所在新闻单位人事部门报送（只受理单位报送材料）。
（三）评审结果由总署职改办通知委托单位，委托单位将评审结果通知申报单位，申报单位人事部门按总署职改办的要求办理材料清退和通过人员证书。
（四）受理申报材料的日期为2010年12月20日至2011年2月20日，逾期不予受理。
（五）本通知及本通知所提及的文件、电子表格等，可从http://www.gappedu.gov.cn职称评审专栏查阅、下载。
（六）报送材料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4号物华大厦五层520室
新闻出版总署教育培训中心
联 系 人：徐令德 王 鑫
联系电话：010-68008752，68008166（传真）
（七）政策咨询：
新闻出版总署职改办
联系电话：010-83138770
附件：
１．全国性新闻评奖名称
http://www.gapp.gov.cn/cms/cms/upload/info/201012/708090/129248049323872427.doc
２．申报材料说明
http://www.gapp.gov.cn/cms/cms/upload/info/201012/708090/129248050190369844.doc
新闻出版总署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二○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