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附件3：关于原产地证书的签发和核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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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淫女的被害性及其合法权益保护

姚建龙*
（华东政法学院法学研究生，上海，200042）

摘要 卖淫女是危害性与被害性的同一体，但是人们往往只是看到卖淫女的危害性而忽视其被害性。实践中，卖淫女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保护，我国一些城市中甚至出现了专门针对卖淫女的犯罪。目前应该重视卖淫女的被害性，加强对卖淫女群体合法权益的保护。
关键词 卖淫女 被害性 合法权益 保护

无论是在卖淫合法还是非法的国家或地区，妓女（我国现在一般称为卖淫女）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庞大亚文化群体。据联合国人口发展机构公布的资料显示：在法律不禁娼的国家和地区，妓女平均占总人口的1%以上；而发达的美国，历史上最高占总人口的12%，现在仍占6.7%；日本的妓女占总人口的5.6%；德国妓女占总人口的6.1%；法国妓女占人口的5.4%；前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最高也达到了10%左右。我国曾经一度消灭了卖淫嫖娼现象，但是经过20余年的恢复与发展，卖淫女的数量日渐庞大，有学者推测她们已经占到总人口数0.8%。[1]
卖淫女——危害与被害的二重性分析
在人类历史上妓女所拥有的短暂的光荣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自19世纪各国纷纷立法禁娼以来，人们对妓女的评价大都是否定的，其社会危害性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不容。人们对妓女危害性的指责大多数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1）妓女卖淫是对人类共同道德尤其是性道德的冒犯，与人类道德水准和文明程度的提高背道而驰，严重腐蚀社会上一部分人，尤其是青少年的品德，毒化社会风气。（2）导致性病的蔓延，危害人类健康。性乱是性病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今天，艾滋病、梅毒等性病严重威胁人类健康，妓女所遭到的指责越来越大。（3）严重扰乱社会治安，诱发其他犯罪。例如诱使嫖客争风吃醋，打架斗殴甚至行凶杀人；有的妓女在卖淫活动中常常“顺便”实施盗窃、敲诈勒索、抢劫等犯罪活动；卖淫还常常与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腐败犯罪纠合在一起，等等。（4）破坏家庭稳定和幸福。有人调查说，因卖淫嫖娼而造成的离婚案占到了所有离婚案的10%左右。[2]
妓女的危害性的确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同时妓女也具有被害性的一面，这是一个日益突出而却为人们所有意或无意忽视的问题。在人们的观念中，妓女是“坏人”，人们投向妓女的目光中充满着鄙夷和歧视，她们的痛苦和灾难被视为罪有应得。在疾恶如仇的中国，这一点似乎更为突出。但是妓女的被害性与其危害性一样是一种客观存在，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许多妓女生活在不健全的家庭环境中。
国内外学者有关妓女的研究大都显示，家庭因素在女性走上卖淫道路中的作用非常重大，而探究妓女的堕落史大都能从破损的家庭因素中找到原因。许多妓女的早年饱受困苦和沧桑，形成童年阴影，逐渐产生不健全的人格，这是导致她们走上风尘之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她们的家长腐化堕落，酗酒、吸毒、犯罪的占了很大比例，有些妓女的家庭残缺，或者父母不和，或者父母离异，或者父母一方或双方死亡。美国一位学者对卖淫少女的家庭状况研究表明：47%的失足少女在卖淫之前就由于死亡、遗弃、监禁或类似的不幸而失去双亲或其中之一。[3] 2000年10月，在伊拉克发生的萨达姆长子命令特种部队将百名妓女当街砍头示众的骇人听闻事件中，受害妓女也大都来自没有男性的破碎家庭。[4] 在我国，1999年北京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卖淫女家庭处于非正常状态的比例高达22.3%。[5] 国内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也大都证实，比例不低的卖淫女身后都有不幸的家庭背景，她们过早体验的不是家庭的温暖而是各种家庭不幸。
2．许多妓女是因为被强迫、引诱或者因为生活贫苦而被迫卖淫。
在旧社会，大多数妓女都是被迫从事卖淫活动。今天，被迫从事卖淫活动的妓女仍然占了不低的比例。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谋取暴利，疯狂实施引诱、强迫妇女卖淫等犯罪行为。近年来，强迫他人卖淫的犯罪分子与拐卖妇女的犯罪分子相互勾结，强迫被拐卖的妇女卖淫，危害极为严重。在被拐卖妇女中有相当一部分被强迫卖淫。2000年4-6月开展的全国公安机关“打击人贩子、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专项斗争中所解救出的被拐卖妇女中被强迫卖淫的比例很高，仅贵州省遵义县公安局摧毁的一个拐卖、强迫妇女卖淫特大犯罪团伙，自1996年以来，就先后多次将遵义县80余名青年妇女拐骗到福建东山岛等地强迫卖淫。一份统计报告表明，全球约有多达200万名女子遭人口贩子的诱骗或拐卖沦为娼妓，在欧洲大约有25万至50万妇女被迫沦为妓女。[6]
有些妇女卖淫是因为生活贫困，无法生存，无奈只得卖淫。广东、四川、辽宁、上海等卖淫多发地的调查显示，中年妇女因为生活困难而卖淫的比例较高。[7] 在这种情形中，妓女并未直接遭受不法侵害，但广义而言她们仍然具有被害性。由于自然的原因，女性在社会竞争中往往处于劣势，她们最容易成为社会变革所引发的阵痛的利益直接受损者，在社会变革中，当政府扶助弱者的配套措施滞后时，她们利益的损害则更为突出。譬如国有企业改革带来职工下岗，女工往往是最先考虑的下岗对象。下岗工人中，女工占了相当比例。原本她们的生活政府应该保障，而事实上这一点在目前难以做到。下岗女工由于生活所迫卖淫的，并非空穴来风。据全国总工会调查显示，许多下岗女工由于没有了经济来源，在家庭中又受到丈夫的嘲讽、打骂，不得已弃良为娼。[8] 以笔者在劳教所工作的体验，下岗女工卖淫的数量并不低。
3．许多妓女是在遭受不法侵害后，发生恶逆变，自暴自弃，从事卖淫活动。
不法侵害主要是指性侵害，如强奸、诱奸、猥亵、严重的性骚扰等。遭受不法侵害后，发生恶逆变而走上卖淫道路的，在妓女中占了相当的比例。经历从受害人到犯罪人的转变过程，是妓女的一个典型特征。据安徽省某市妇联的调查，在37名女流氓犯中，第一次处在强迫、胁迫、被迫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的有14人，被骗奸的一人，恋爱对象提出性要求后坚持不住发生性行为的有6人，这三项合计21人，占总数地56.8%。另据调查，某监狱在押的50名青年女犯中，他人以恋爱为名，利用职权或从属关系，采取欺骗引诱或其他手段使女青年受骗上当失去贞操后，逐渐走上犯罪道路的占62%。[9]
4．妓女是特殊的，极易遭受不法侵害的高危群体。
妓女职业能够轻易致富，许多妓女身上都带有大量现金或者存折、信用卡及其他贵重物品；妓女大都是单独活动，由于卖淫的需要容易进入高危时间和空间，也容易落入不法分子的设下的犯罪圈套中；妓女所从事的是一种不光彩的、非法的职业，她们都是隐蔽、“地下活动”，在遭受不法侵害时，常常是忍气吞声，鲜有寻求司法救济的，这使得不法分子有恃无恐，变本加厉；妓女常常被迫向黑恶势力寻求保护，为此经常受到社会黑势力的敲诈、迫害；报刊上时有“三陪卖淫”女子被抢劫、杀害的报道。汕头市普宁县梅塘镇田丰村青年官某（男，28岁）到该县流沙镇做临时基建工，白天上工，夜晚则四处游荡，见到一些外省暗娼在阴暗角落拉客卖淫，性欲膨胀，又无钱嫖娼，于是采取嫖后抢钱、杀人的手段。官某从1988年9月至1989年1月14日，共嫖娼15名，嫖后用手卡暗娼脖子抢钱7次，卡死4人。北京出租车司机华瑞茁因恋爱失败，竟疯狂选择卖淫女作为报复对象，他在1998年月到2001年6月间先后杀害14名卖淫女。另据披露：某一城市，三年内被恶势力杀掉“三陪、卖春”女竟达九十名。[10] 在一些城市中，甚至出现了专门针对卖淫女的犯罪活动，卖淫女遭受犯罪侵害，已成为社会治安中的突出问题。①
5．卖淫活动本身严重损害妓女的生理和心理健康。
频繁的、杂乱的性行为，会损害妓女的生理健康，由于政府把她们的行为定为行政处罚的打击重点，因此她们都在“地下”活动，没有健康检查制度、卫生防治措施，造成性病发病率成倍增长。妓女群体中妇女疾病及性病感染率非常高。广州市抽查314名卖淫女，患性病的高达76.7%。[11] 妓女为了生意的成功，往往被迫满足各色嫖客的需要。许多嫖客在性行为中的表现是掠夺式的，他们不管妓女的承受能力，举止粗暴，常常造成妓女性器官的损伤。有些嫖客是性变态者，他们对妓女的机体伤害更加严重。卖淫对妓女的心理损害也是非常严重的，妓女从良后，生理的伤害也许可以很快治愈，但心理上的损害则是长期的，难以愈合的。知道她们卖淫经历者的鄙夷和歧视，还会加深这种伤害。妓女从良后，大多数前景暗淡。
对卖淫女合法权益的保护
论及卖淫，人们往往关注的是其危害，是如何防治，所谓“非我族类，同株共灭”，鲜有关注对妓女群体的保护问题的，因为这个话题太容易引起部分疾恶如仇的正义人士的不满。但是一个现代化、文明、法治国家也应该是一个注重犯罪人权益保障的国家。国家不应仅仅是善良公民的保护者，也应该是犯罪人的保护人。对妓女群体的保护，并不意味着对其行为的默许，更不是肯定。这正如一些国家基于人道主义给吸毒人员发放注射用针管，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肯定吸毒这种行为一样。
关注妓女的被害性，加强对妓女群体的保护，也是基于维护社会整体治安的考虑。在我国一些城市已经出现了专门针对“卖淫女”的犯罪现象，而且危害大，影响坏，严重扰乱了社会治安，影响了社会公众的安全感，也有损我国国际形象。
重视和倡导对妓女的人道保护，尊重妓女的人格，保护妓女的合法权益，也是消灭卖淫嫖娼这种社会丑恶现象所必须的。嫖娼者在嫖娼时都有一个对妓女的非人化过程，他们在实施嫖娼行为时不是把妓女作为母亲、女儿、妻子的形象看待，而是把她们当作纯粹的泻欲工具，这也是嫖娼者得以实施嫖娼行为所必须的。一味强调对妓女的打击，对妓女泾渭分明的敌视，以及对妓女人格、权益的蔑视，实际上也是一个对妓女的非人格化过程，这正是卖淫嫖娼行为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从某种程度上说，对妓女人格与权益的漠视，也就是容忍卖淫这种社会丑恶现象的存在。
目前，对妓女群体合法权益的保护，在以下几个方面应予加强：
1．法律上坚持禁娼的立场。
彻底禁绝卖淫，是最好的保措施，虽然目前要做到这一点不现实，但法律上必须坚持禁娼的立场。有些学者提出卖淫合法化的建议，这是我们所不赞同的。卖淫在理论上是一种无直接受害者的犯罪，它与其他类型的犯罪最大的不同是除了妓女本身是受害者外，别无其他直接受害者。为什么国家还应该坚持禁娼的立场呢？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对这种行为的干预和禁止实际上也是对行为人的一种保护措施。美国著名法学家德沃金就曾经指出：国家对这种行为的干预是一种“社会保险对策”，因为一个理智健全的人，为了保护自己，一定会采取这种做法。[12]
2．严厉打击组织、强迫卖淫以及皮条客等居间盘剥妓女的不法行为。
近年来组织、强迫妇女卖淫犯罪较为突出，一些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或者逼良为娼或者控制妓女卖淫，稍有不从即残酷迫害。一些妓女为寻求保护不得不依附于黑恶势力，受到黑恶势力的盘剥。妓女有从良的念头也往往难以实现。皮条客居间对嫖客与妓女进行撮合并收取一定费用，是卖淫的一种常见形式。妓女的血汗钱相当一部分落入皮条客的腰包，对这种居间盘剥妓女的行为，我国目前的立法对之尚缺乏相应的对策，皮条客往往逍遥法外。即便是在卖淫合法化的国家，也大都禁止皮条客居间盘剥妓女。目前，应该理性地，不带世俗偏见地从保护妓女利益的角度考虑，加强对皮条客的打击力度，制定相应的法律规定。
3．贯彻司法上的非歧视原则。
一些不法分子选择妓女为犯罪对象，并且屡屡得逞，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受害妓女往往忍气吞声，不愿或不敢向司法机关报案。部分司法机关在处理针对妓女的犯罪时，并不很尽力——好人受害都管不过来，何况是妓女。除了一些重特大案件外，妓女受害常常为司法机关所忽视。处于羁押场所的妓女常常受到歧视性待遇，她们不仅仅可能受到司法人员的歧视，其他违法犯罪女性对妓女这种类型的违法犯罪也是嗤之以鼻。被羁押妓女的合法权益常常得不到应有的保护。这些情况是应予纠正的。妓女也是国家的公民，国家并不能因为其妓女的身份而不给予与其他公民一样同等的司法保护。对这部分人权益的忽视，只会带来社会治安恶化的后果，进而损害整个社会的利益。在司法上贯彻对妓女的非歧视原则，除了加强对司法人员的教育，提高他们的素质外，有必要做出鼓励被害妓女主动寻求司法机关救济的特殊规定。如对于受到犯罪侵害而报案的妓女，司法机关不得同时对其卖淫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4．妓女的受害经历，在决定处罚时应予酌情考虑。
自愿卖淫妓女与被迫卖淫妓女，与因为受害而堕落的妓女，是有区别的。她们在主观恶性，再犯可能，社会危害性等方面都有很大区别。但是目前司法机关在对她们进行处理时，很少考虑或并不考虑这些差异。从对妓女的合法权益保护角度说，考虑这些差异有利于对妓女的挽救，同时也表明了国家对受害妓女特别关注的价值取向。
5．加强对妓女群体性病的防治。
妓女是性病的高危感染和传播群体，妓女群体中感染艾滋病、淋病、梅毒等性病的比例非常高。调查表明，暗娼中有50%以上为艾滋病带菌者，且绝大多数没有使用避孕套的习惯。[13] 司法机关对妓女的打击立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妓女只能在“地下活动”，且往往不能在一个稳定的处所中活动，而经常出于“游击”状态之中，这使得对于妓女性病的检疫和防治工作无法开展，除了少数被司法机关捕获的带有性病的妓女能在司法部门得到救治之外，绝大多数患有性病和艾滋病带菌妓女处于完全失控状态。加强对妓女群体性病的防治工作，并非仅仅是基于对妓女人道保护角度的考虑，也是保护整个社会公众健康的需要。既要保持对卖淫的打击态势，又要人道保护妓女的生命健康，的确是一个难题。应该纠正一种偏见：如果对小姐进行管理就等于承认卖淫的合法性。在生命与道德面前，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两害相权取其轻”，可以考虑免费向妓女发放避孕工具的做法，如果这一点难以做到的话，至少也应该在“扫黄”行动中淡化避孕工具的证据作用，以让妓女放心的使用避孕工具。司法机关对于发现的患有性病的妓女都应依法强制治疗。
6．注重对妓女的行为矫正，而非惩罚。
各国对妓女的处罚有逐渐减轻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进行非犯罪化，把卖淫这种行为从刑法调控的范围内剔除出去；二是即使在现有刑法中保留卖淫罪名的，其刑罚幅度也越来越轻。因为妓女也是受害者，各国禁娼实践也证明惩罚对于遏制卖淫犯罪来说几乎无济于事。为了挽救妓女，让她们脱离皮肉生涯的苦海，各国大都以教养的方式对妓女进行行为矫正，教会她们一技之长，以便她们能通过合法、正当的方式谋生。我国针对妓女的法律措施主要有罚款、拘留、收容教养、劳动教养等几种方式。应该说在立法上也注重对妓女的行为矫治，但是实践中对妓女教养的处罚色彩依然非常浓厚，这是教养后妓女重犯率非常高的重要原因。据粗略统计，从妇教所解教出来的妓女不低于20%重抄旧业。[14] 国家对妓女所发动的处置措施，应该以矫正妓女的行为为中心，教会她们一技之长，防止她们再从事卖淫的营生。
7．加强妓女自我保护意识的培养。
缺乏自我保护意识是妓女群体容易遭受犯罪侵害的重要因素。从某种程度上说，能够真正有效避免犯罪侵害的只有被害人自身。许多妓女对于嫖客缺乏必要的防备心理，她们怕得罪嫖客，影响“生意”，往往对嫖客曲意迎合，这一点容易为犯罪分子所利用。许多妓女就是因此陷入犯罪分子的圈套之中。妓女对艾滋病等性病的自我保护意识之弱令人惊讶。据中国医科院流行病研究室研究人员对广西、山东、海南等省区调查发现（资料统计截止到1997年底），750名路边店服务员中有42-64%自报有“商业性”性服务行为，其中只有1.6-7%的人表示每次使用避孕套。在海南某县路边店的221名服务员中，竟由34%的人从来没有听说过艾滋病，35%从来没听说过性病。这些卖淫女的性病感染率均明显高于一般人群。[15] 前文也提到过50%的暗娼没有使用避孕套的习惯。教育妓女加强自我保护意识，学会必要的自我保护技能和常识，是非常必要的。司法机关、传媒以及一些社会公益性机构对妓女不应只是一味的责难和非议，而应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本文原载《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参 考 文 献
[1] 房思玉. 中国遏制“红灯区”[M]. 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0. 15.
[2] 欧阳涛. 当代中外性犯罪研究[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3. 299.
[3] [11]彦欣. 卖淫嫖娼与社会控制[M]. 北京：朝华出版社, 1992. 21, 168 .
[4] 萨达姆长子命令特种部队将百名妓女当街砍头示众[N]. 扬子晚报, 2001-2-9.
公证程序中证据的审查
　　　　　　　冯兴吾　杨仕田　司火根

内容摘要：公证程序由申请、受理、审查、出证基本环节构成。公证审查是其中最重要、最基本的环节，是确保公证质量的关键。本文分析了公证中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指出了审查的重点、审查的方法。
关键词：公证　程序　证据　审查

　　证据是指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公证程序中的证据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其内容是与案件事实相关联，对案件事实具有证明作用的各种事实；其形式表现为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在公证程序中，公证员收集到的证据，往往有真有假，有的准确、有的不准确，有的与案件事实有联系、有的与案件事实没有联系等，有的与案件事实有直接联系，有的与案件事实没有直接联系等等。所以，对收集到的证据，需要公证员进行审查判断，分析研究鉴别真伪，以确定它们是真是假、是否与案件有联系、能证明案件什么事实、现有证据能否证明全部事实等，从而找出它们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必然联系，并就案件事实作出结论。
　　一、公证程序中证据的审查标准
　　公证程序中的证据是个多面体，须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观察和认识才能够完整把握。从对象上看，证据是客观存在的一些事实，是与公证案件事实有联系的事实；从形式上看，证据又是法律、法规规定的各种材料；从作用上看，证据一方面是当事人向公证机构展示案件事实的各种方法，另一方面也是公证机构借以确定案件事实的真实情况、审查公证的手段。证据材料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才能成为公证程序中证据。
　　1、客观性即公证程序中证据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客观性是指证据本身必须是客观的、真实的，而不是想象的、虚构的、捏造的。证据的这个特性是外在人们的主观意志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它表明证据事实在客观自然的领域，而不处于主观精神的领域。当事人之间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发生、变更和消灭均源与一定的法律事实，这些事实发生在申请出证前，公证机构的公证员无法直接感觉感知，但法律事实发生时会形成并留下一定的材料或物品，会被别人所了解、有的机构所记载。无论是事实发生时留下的材料或物品，还是证人的证言事实，都是客观存在的。公证机构正是通过客观存在的证据，才能正确把握公证案件的事实的真实情况，作出正确的结论。反之，如果作为认定事实依据的证据是伪造的、虚假的，公证就会错误。
　　当然，强调公证程序中证据的客观性，并不否认证据的提供、运用具有主观的一面。证据的主观性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个过程贯穿于公证程序的始终。在公证程序中，无论是收集证据、提供证据，还是审查证据、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都离不开人的活动，而人的这些活动又带有主观的成份，所以，公证程序中证据除了客观性的一面外，还有主观性一面。但是，在客观性与主观性中的关系中，客观性代表了证据的本质属性，主观性必须符合客观性的要求。
　　2、关联性即公证程序中证据必须与待证事实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关联性又称相关性，是指公证程序中证据必须与待证的案件事实存在一定的必然的联系。这一联系可以表示为直接的联系，如借据、欠条可以直接证明借贷的事实；也可以表示为间接的联系，如在以车抵债的协议公证中，一方当事人为证明车主是债务人，所提供的材料是在某汽车销售公司购买“昌河”面包时合同证据与待证事实的联系既可以表示为肯定的联系，也可以表示为否定的联系。如在继承权公证中，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被继承人与配偶只有三名子女，而另一证人则提供被继承人还有一名非婚生子女，前者提供的证据对待证事实具有肯定作用，而后者提供的证据对待证事实具有否定作用。所以只要同待证事实存在着联系，无论那一种形式的联系，都必须是必然的联系。
　　关联性在客观性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证据的特征。并非所有客观存在的事实或材料都可以作为公证程序中证据，能够作为公证程序中证据的，只有那些与待证事实存在必然联系的事实和材料。判断有无关联性的标准应当是：由于证据的存在，使得待证事实的真实性或虚假性变得更为清晰，从而有助于证明待证事实的真伪。美国学者柴尔曾经用两句话对证据的关联性作出了经典性的表述：第一，禁止接受一切无关联性的、不是逻辑上能作证明的东西；第二，一切属于逻辑上作证明用的东西，除非某项法律原则或规则予以排除，一律应该采纳。
　　3、合法性即公证程序中证据必须符合法律的要求，不为法律所禁止
　　合法性是指公证程序中证据必须按照法定程序收集和提供，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合法性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⑴、收集证据的合法性。这主要指当事人、当事人的委托代理人、公证机构在收集证据时应当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不得违反法律的规定。例如，公证人员是本公证事项的当事人或当事人的近亲属，与本公证事项有利害关系或与本公证事项的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正确办证的，应当自行回避。公证人员外出调查，除调查书证外，应由两名公证人员共同进行。特殊情况只能由一名公证人员进行调查时，应有一名见证人在场，见证人应当在笔录上签名。
　　⑵、证据形式的合法性。证据的形式应当符合法律的要求，必须以法律规定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居住在国外或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当事人，委托代理人申办公证事项，其委托书应经当地公证人、我驻外使领馆公证，或经司法部指定的机构、人员证明。而乡镇办事处向公证机构提供的亲属关系证明书，应当由单位盖章。同时，法律规定某些事实或法律行为须用特定形式的证据来证明时，应当使用特定形式的证据。如婚姻状况需用结婚证、离婚证来证明；土地使用权需要土地使用权证来证明；房屋所有权需要房屋产权证来证明等。
　　⑶、使用证据的合法性。合法性是在客观性和关联性基础上进一步揭示证据的特征，但仅仅是真实的和与案件事实有关联的材料还不能成为公证程序中证据，它们能否成为证据，还要经过合法性审查，只有同时具有合法性的证据，才能成为公证程序中证据。公证员对所收集的证据材料，要进行分类整理，审查核实，弄清所掌握证据的性质、证明力和与公证证明对象的内在关系。在无法取得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公证员要注意运用间接证据和证据学原理，来查明事实真相，保证公证活动的顺利进行。如公证事项由当事人住所地、法律行为或者事实发生地的公证处管辖；涉及不动产转让的事项，由不动产所在地的公证处管辖，只有遗嘱、委托、声明中涉及不动产转让的除外；收养公证由收养人或被收养人住所地的公证处管辖；任何违反公证管辖办理的公证，应属违法使用证据而出具的错证。
　　公证程序中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在存在的领域和层次以及时间上并不是相同的或者呈同步状态的，而是由先后顺序的。在观念上或实际时间上，证据的客观性最先产生，是没有主观性的自在之物，它处在事实领域；证据的关联性其次产生，是法律调整后的产物，它处在法律的领域。具有合法性的证据，包容了证据的客观性和关联性，处在证据的最高层次。没有证据的客观性，证据根本就不可能产生，证据的关联性和合法性也无产生的可能和必要。
　　二、公证程序中的审查重点
　　审查证据是一个主观、客观相统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证据和案件事实是客观存在的，证据和案件事实之间的联系也是客观存在的。问题是公证机构的公证员的主观认识能否如实反映客观实在。如果公证员的主观认识能够如实反映客观，就能正确查明案件事实。否则，就会发生错误。公证实践中，公证员应重点审查以下证据：
　　1、证明当事人的人数、身份、资格和民事行为能力方面的证据
　　审查当事人的身份的目的，在于判断该公证申请是否确系其本人所为，其有无行为能力。审查当事人身份，一般要审查当事人提供的居民身份证、回乡证、户口簿、工作证、学生证以及贴照片的户籍证明，从中判定其身份。有的要审查当事人的姓名、性别、年龄、籍贯、民族、职业、工作单位和住址，或法人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的姓名、职务，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是否征得法定代表人同意等。如某当事人在申办公证时神志清楚，表示准确，提供材料齐全，公证处受理后经过调查，发现该当事人实际是间歇性精神病人，后某市人民医院为该当事人出具了精神稳定的证明，公证处据此认定该当事人有行为能力，为该当事人办理了公证。如无证明，公证处就应拒绝公证。
　　2、反映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和相应的权利方面的证据
　　有的当事人为了得到某种私利，常对其他当事人和公证处隐瞒事实真相，使一些当事人在不明真理的情况下表示自己的意思，公证处就要审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如李某向公证处提出申请办理放弃遗产继承权声明书，公证处向李某介绍放弃遗产继承声明的法律后果，李某恍然大悟，并声称是被欺骗，原来李某仍然想要继承遗产。
　　3、证实需公证的行为、事实或文书的内容真实、合法性方面的证据
　　《公证程序规则》第32条规定：“法律行为应符合下列条件：㈠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㈡意思表示真实；㈢行为的内容和形式不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第33条规定：“有法律意义的事实或文书公证应符合下列条件：㈠该事实或文书对公证当事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㈡事实或文书真实无误；㈢事实或文书的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规章”。但有些当事人提供的法律文书内容不符合我国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公证员在审查时应当向当事人提出修改，如果当事人固执己见，则拒办。如张某向公证处申办声明书公证，其内容是对再婚之妻恩恩爱爱，对与前妻所生不满14岁的女孩不再给付抚养费，对此，公证人员严厉指出需公证的声明书内容违反我国法律的规定，拒绝办理。
　　4、反映需公证的文书内容是否完善，文字是否准确，签名、印鉴是否齐全方面的证据
　　《公证程序规则》第34条规定：“文书上的签名、印鉴公证，签名、印鉴应当准确属实；文书的文本公证，文本内容应与原本完全一致”。如委托书公证，申请人应在公证员面前在前面的法律文件上签名或盖章，如属不实，应当拒办；经过审查，如发现伪造、变造文书，出具假证、伪证，采用欺诈等手段逃避法律责任甚至危及国家利益的，应当教育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提出司法建议书。
　　5、当事人提供的证明材料真实、充分性方面的证据
　　公证员对单一证据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审查：①证据是否是原件、原物，复印件、复制品与原件、原物是否相符；②证据与本案事实是否相关；③证据的来源、形式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④证据的内容是否真实；⑤证人或者提供证据的人与当事人有无利害关系。
　　公证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性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在审查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时，要注意法人只能按照其资格、资质实施法律行为。如果法人申请公证证明的合同与其法人执照、章程、资质等规定不符，应判定其无权利能力，拒绝办理。如某公司申办法人资格证明，公证员应查明当事人申办公证的目的、用途和使用地等。还要审查该公司成立的法律依据、银行出具的单位资金情况的证明以及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姓名、任命书、单位住址、银行帐户、组织机构和人员结构情况等。
　　三、公证程序中证据的审查方法
　　1、鉴别法
　　同一事物与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相联系，就会产生不同的情况。因此，公证员认识事物必须研究和分析与它相联系的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才能正确认识其本质。公证程序中审查判断证据也是这样。鉴别证据的真假及准确程度，一般应从以下方面进行具体分析：
　　⑴关系人是否出于不同的动机提供了虚假的证据。如书证是否伪造；证人是否因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而提供了虚假证言。
　　⑵关系人是否因生理上、认识上的原因而提供了不准确的证据。如当事人、证人是否因年龄、健康状况、生理缺陷、认识水平等原因对事物的感知产生了错觉，或者回忆时发生了差错、陈述时不够准确等。
　　⑶是否因环境的特定或情况的变化造成证据不能准确反映公证案件的事实。如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可靠性就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因为证人证言的形成要经过了解、记忆、叙述三个阶段，在每个阶段都可能出现影响证人证言准确性的因素，如了解不全面、部分忘却、叙述时有遗缺等。此外，证人如果与公证当事人有亲友关系、个人好恶，也可能影响证言的真实性。
　　⑷传来证据在传述、转抄、转录中有无错误。如对原件或其他无法入卷的证明材料，公证人员应当作成复制件或复印件入卷，复制人应当注明复制件与复印件与原件相符和复制日期并签名。但对利用录音、录像、电子计算机储存的资料和数据来证明案件事实的视听资料，由于其与传统的各类证据比，具有生动逼真、便于保管、易于伪造的特点，因此运用技术手段制作视听资料时，如果能够如实录制，对人们的形象、动作、表情、声音作了连续性的录制，则能够记载案件事实。同时，视听资料也很容易通过技术手段篡改和伪造，常见的有通过消磁、剪辑的方法改变录音、录像带的内容。所以，公证人员对视听资料，应当辨别真伪，并结合公证案卷中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没有其他证据印证并有疑点的视听资料，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⑸是否因公证员、鉴定人员工作上的原因造成证据的差错。如笔录记载是否有遗漏、有错。鉴定人进行鉴定所依据的材料是否充分、可靠，采用的方法是否科学等。
　　2、比对法
　　无论是确定证据的客观性，还是判断证据的关联性，一般都必须在证据与证据的联系中加以考察。要确定证据的客观性，除对它本身进行分析外，更重要的是将它与其他证据比对，进行综合分析，但要注意以下两点：
　　⑴、比对法要进行综合比对。审查判断证据，不能局限于联系部分证据进行分析考察，而应将收集到的证据进行全面考察。既要注意符合自己设想的证据，又要注意不符合自己设想的证据；既要注意这种可能性的证据，又要注意那种可能性的证据。如果分析比对所依据的材料不全面、不充分，得出的结论就可能不正确。
　　⑵、比对法要反对主观片面性。必须揭示此证据与彼证据、证据与公证案件事实之间客观存在的必然联系，反对主观臆断、想当然，把一些本来并无必然联系的事实生搬硬套，牵强附会地谈成有联系；必须审查公证案件中全部证据，反对只抓住部分事实，片面地作出结论。
　　公证处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下列原则审查：①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②物证、档案、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或者经过公证机构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③原始证据的证据一般大于传来证据；④直接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间接证据；⑤证人提供的对其亲属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其证明力一般小于其他证人证言。
　　3、矛盾法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辩证推理乃是要寻求“一种答案，以对在两种相互矛盾的陈述中应当接受何者的问题做出回答”。在收集到的各种证据中某个证据本身，以及某些证据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出现这样那样的矛盾。公证员在审查证据时，必须注意发现矛盾，分析产生矛盾的原因，进一步收集证据，解决这些矛盾。随着矛盾的不断被发现、不断解决，证据的真伪被鉴别，证据与案件事实的联系被揭示，即可就公证案件事实作出正确结论。本文认为，应从以下方面分析公证程序证据存在的矛盾：
　　⑴、证据本身有无矛盾。要注意分析证据内容或形式在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下是否可能出现，也就是说，要分析证据与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有无矛盾。如某涉台继承公证中，当事人提供的台湾地区户籍誊本通篇用的是简化字；某申办亲属关系的当事人，1981年出生于安徽省宣城市，2003年初才离开大陆到台湾地区，提供的委托书却是满眼的繁体字，且使用竖写格式。同时，要注意分析证据内容前后是否一致，有无矛盾。如某涉台继承中的当事人的一份证明是台湾地区老兵的儿子，但却又写成侄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