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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临汾市人民政府


临汾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临汾市城乡规划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临政发〔2010〕14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临汾、侯马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壶口风景区管委会，市直各委、办、局：
《临汾市城乡规划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第三十二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二○一○年三月二十七日


临汾市城乡规划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乡规划监督管理，保障本市城乡规划顺利实施，统筹城乡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山西省城乡规划条例》等有关法律、规章，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制定和实施城乡规划，在城市规划区内进行各项建设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依据《临汾市城市总体规划（ 2009-2020 ）》，本市的城市规划区范围为：尧都区行政辖区，临汾经济开发区辖区，洪洞县甘亭镇，襄汾县襄陵镇和邓庄镇。总面积共计1513平方公里。
中心城区规划范围：东至108国道，南至南外环-108国道，西至公路西环，北至公路北环。总面积共计155平方公里。
第四条 为确保科学、合理地实施城乡规划，临汾市人民政府设立城乡规划委员会，作为全市城乡规划的决策机构，受市人民政府委托，就城乡规划的重大问题进行审议、审查，向市人民政府提出审查意见。城乡规划委员会各成员单位应配合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做好城乡规划各项工作。
第五条 市规划局是市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负责城市规划区范围内城乡规划的编制、管理与监督检查工作，指导和监督检查全市行政区域内各县（市、区）的规划工作。
根据城市规划区划定范围，临汾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尧都区、襄汾县、洪洞县人民政府应协助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做好市政府授权职责范围内的各项规划工作。

第二章 城乡规划的编制与审批

第六条 临汾市人民政府负责组织编制本市市域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经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后，报省人民政府审批。
中心城区规划范围内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由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组织编制，报市人民政府审批，并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省人民政府备案。
第七条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可以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编制重要地块的修建性详细规划，建设单位可组织编制其它地段的修建性详细规划。
修建性详细规划由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审定批复。
第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遵守依法批准公布的城乡规划。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规划，确需修改的，严格按照有关法律规定程序执行。

第三章 城乡规划的实施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计划分步骤地组织实施城乡规划。
城乡建设和发展应优先安排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妥善处理新区发展与旧区改建的关系，统筹兼顾城乡结合部及周边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生产生活需求。
第十条 城乡规划管理实行《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规划条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一书三证”审批制度。
第十一条 《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按建设项目计划审批权限实行分级规划管理。
城市规划区范围以内所有建设项目的“三证”由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统一登记管理。
中心城区规划范围以内所有建设项目的“三证”，由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统一核发。
城市规划区范围以内、中心城区规划范围以外，根据项目所在地归属，尧都区人民政府受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委托核发其行政辖区内建设项目的《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襄汾县人民政府、洪洞县人民政府在核发其行政辖区内建设项目的《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前，须征求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意见并备案；尧都区人民政府、襄汾县人民政府、洪洞县人民政府负责对所辖范围内各项建设活动进行监督检查，依法查处违法建设行为并报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备案。
临汾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行使本辖区内建设项目的规划初审权和建议权，并负责该区域内违法建设的巡查、控制、通报等工作。
尧都区人民政府行使西至南同蒲铁路，东至108国道，北至规划十四路，南至五一路范围内建设项目的规划初审权和建议权，并负责该区域内违法建设的巡查、控制、通报等工作。
临汾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和尧都区人民政府对中心城区规划范围内所属乡镇和街道办事处辖区内各项建设活动负有监管责任。

第二节 建设项目选址及建设用地规划管理

第十二条 为推进我市城镇化进程，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加快城市建设步伐，中心城区规划范围内办理出让的建设项目用地面积单宗一般不大于200亩。
第十三条 依法需要办理《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的建设项目须提交的有关资料包括：
1、申请书（表）；
2、具有测绘资质的部门提供的地形图；
3、勘测定界报告；
4、选址方案图及总平面规划方案；
5、发改、国土等相关部门意见。
需要编制规划选址研究报告的，还应当提交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编制的规划选址研究报告。
《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有效期为两年。
第十四条 按规定不需要办理《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的建设项目直接申报规划条件，须提交的有关资料包括：
1、申请书（表）；
2、具有测绘资质的部门提供的地形图；
3、勘测定界报告或土地证明文件；
4、总平面规划方案。
未确定规划条件的地块不得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
第十五条 建设项目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须提交的有关资料包括：
1、申请书（表）；
2、建设项目审批文件；
3、《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4、具有测绘资质的部门提供的地形图；
5、《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或规划条件；
6、审定的规划方案。
第十六条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在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时，不得随意改变选址意见书和作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组成部分的规划条件内容。确需变更的，严格履行法定程序。
第十七条 凡临城市道路（规划红线宽度20米以下、含20米）及城市绿化带的新建项目，其周边的道路、绿化用地一半部分的土地和建设费用由项目单位承担，或者由项目单位按规划设计要求代建。
第十八条 建设单位必须按照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提出的规划条件要求及相关部门意见，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进行设计。
第十九条 建设项目规划布局和建筑设计应充分考虑节能要求，建筑应设计合理的窗墙类型，采用必要保温隔热材料，充分利用自然采光和自然通风，将建筑节能与低碳经济有效结合。

第三节 建筑工程规划管理

第二十条 新建、改建、扩建的建筑物、构筑物，建设单位或个人必须到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
第二十一条 建筑工程规划审批实行两阶段审批，即建筑方案审查阶段和建筑工程审批阶段。建设项目满足下列条件之一可直接申报建筑方案审查：
1、建设项目用地面积在1万平方米以下；
2、总建筑面积在1万平方米以下；
3、建设楼房在3幢楼房以下的（含3幢楼房）。
其余较大规模项目按《城市规划编制办法》要求编制修建性详细规划，经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审定批复后直接进入建筑工程审批阶段。
（一）建筑方案审查阶段 建设单位或个人须提交的有关资料包括：
1、建设申请书（表）；
2、使用土地的有关证明文件；
3、建设项目审批文件；
4、具有测绘资质的部门提供的地形图；
5、规划总平面图；
6、建筑设计方案图件。
（二）建筑工程审批阶段建设单位或个人须提交的有关资料包括：
1、《建筑方案审查意见书》；
2、建筑施工图；
3、建筑坐标定位图，须征得四邻同意并签字或盖章；
4、建筑立面外观效果图及鸟瞰效果图方案3个；
5、建设工程档案报送责任书。
上述文件经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进行审批前公示，收缴相关规费后，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放线前，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在施工现场醒目位置设置公示牌，公开建设项目规划许可内容。
第二十二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进行临时建设活动，必须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临时）》。
临时建筑的期限不得超过两年，因实施规划需要提前拆除的一律无偿拆除。
第二十三条 建设单位在规划部门核定的规划指标基础上，并符合消防、日照、交通等条件，在本项目地块内临街增加开放的公共绿地、公益性公建配套设施建设，每增加1平方米绿化用地或设施用地，并按照规划要求建设，在其开发建设项目中可增加5至8平方米的建筑面积作为奖励。
第二十四条 新建项目要按设计规范建设小学、幼儿园、垃圾中转、公厕、医疗卫生、社区服务、物业管理等公共配套设施，要求单独设置的必须建设；达不到单独设置要求的，异地建设，由项目单位缴纳异地建设费。
第二十五条 城中村改造统一纳入城市规划管理。鼓励城中村联片改造，严禁以新农村建设名义在集体土地上搞住宅开发建设。

第四节 市政工程规划管理

第二十六条 新建、改建、扩建的市政工程，必须经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后方可开工建设。
第二十七条 市政工程开工后，建设单位必须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工程测量单位进行跟踪测量及竣工测量，形成准确的数据和测量图。
第二十八条 市政工程覆土前，建设单位应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办理规划验收。分段施工的市政工程，实行分段验收。
第二十九条 新建道路中的管线工程除路灯外全部地下敷设，并与道路工程同时设计、同步施工。现有的架空线路应按计划逐步埋入地下。

第五节 景观广告规划管理

第三十条 临街或重要地段建筑外立面装修及雕塑等景观设施的建设，利用城市公共空间（街道、广场等）的电子屏、灯箱、宣传栏、指示牌、广告牌、画廊、橱窗、实物造型等户外广告必须取得规划许可方可设置。
第三十一条 建设项目申报工程规划许可时，按规划条件须做绿地专项设计，建设用地面积50亩以上的建设项目，须由具备园林规划资质的设计单位做绿地专项设计。
第三十二条 拟建居住建筑面积之和大于2万平方米的项目，应当配建全民健身活动场所，活动场所的用地面积不得小于200平方米（可设置于建筑物架空底层），并配置健身活动设施。

第六节 勘察测绘放线验线管理

第三十三条 城市规划区内地理信息系统采用临汾城市独立坐标系，高程系统采用1956黄海高程系。
第三十四条 建设项目开工前，建设单位或个人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经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审核的施工图纸、坐标定位图到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放线。
第三十五条 建设单位或个人在建设项目基础工程或隐蔽工程施工前，持建筑工程放线证到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验线。验线合格后方可进行基础工程或隐蔽工程建设。

第七节 建设工程竣工规划认可

第三十六条 建设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或个人应当持建设工程竣工核实技术报告、建设工程档案认可文件等材料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建设工程竣工规划认可证》。建设工程竣工规划认可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1、符合规划许可各项内容；
2、因施工需要搭建临时建（构）筑物和按规划要求应拆除的建（构）筑物已经全部拆除；
3、基础设施、公用设施和绿化景观等配套工程已按规划要求建成；
4、因工程建设造成项目建设以外区域道路、排水、绿化等毁损得以完整恢复。
第三十七条 未取得《建设工程竣工规划认可证》的，建设单位不得组织竣工验收；房屋权属登记机关不得办理权属登记；供电、供水、供气、供暖等相关部门不得提供相关服务。

第四章 监督检查与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负责全市规划执法监督检查，主要负责对中心城区规划范围内各项建设活动进行全面管理，依法查处各类违法建设行为。
第三十九条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对已经规划许可的建设项目实行跟踪管理，建立批后监督档案制度。
第四十条 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对各县（市、区）进行的规划执法监督检查中，通过群众举报、控告、执法检查等方式发现的违法建设行为有权责令各县（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罚或直接予以查处。
第四十一条 规划编制单位违反规划条件和经审定的建设工程规划设计方案进行设计的；工程设计单位违反规划条件编制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和施工图的；施工单位承接无《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建设工程进行建设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自《临汾市城市总体规划（ 2009-2020 ）》经省政府批复之日起施行。以往发布文件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如国家、省另有规定，按国家、省规定执行。
村民住宅建设规划管理办法，另行制定。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由市城乡规划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党的领导、人大监督

与检察独立的辨证关系

●方 良 方跃彪

【内容提要】党的领导、人大监督与检察独立⑴并非一种对立、排斥的关系，而是一种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辨证关系。在检察事业当中，首先，若要坚持、维护和实现党的领导，则必须坚持、维护和实现检察独立；而坚持、维护和实现了检察独立，也就坚持、维护和实现了党的领导。其次，坚持、维护和实现人大监督，有利于检察独立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条件的逐步形成；而坚持、维护和实现检察独立，则有利于保障人大监督职能的正确履行和顺利实现。
【关键词】 党的领导 人大监督 检察独立


在我国现有的宪政架构之下，检察机关必须在党的领导与人大监督之下开展工作。然而检察权外在的司法属性及其本身所蕴含的保护人权、维护法制统一和司法公正的内在品质亦即其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决定了检察独立不仅仅只是一项司法原则，而且更应该是一项人权（保护）原则与宪政原则。因此，在党的领导、人大监督与检察独立之间，是否存在对立统一的辨证关系，值得我们进行探讨和研究。而笔者所提出的答案则是肯定的。
一、党的领导与检察独立的辨证关系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当年，中国共产党正是以其科学的政治主张和千百万共产党人的流血牺牲，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新中国成立后，经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宪法的确认，中国共产党成为了国家的领导党与执政党。这
既是历史的选择，亦是历史的必然。
然而，“建国50多年来，我们党在建党理论上还没有自觉到实现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也没有从理论与实践上弄清作为领导党与作为执政党的区别。因而长期不能适应掌握政权后和在国家建设中，党的性质、地位、作用、职能、治国方略、领导方式方法等等的质的变化或部分质的变化，未能实现这一系列由此岸到彼岸的历史性的过度。”⑵仅就党检的关系模式而言，即使十年“文革”动乱时期不计在内，早在一九五四年宪法中即已确立的检察独立这一人权（保护）原则、宪政原则与司法原则，却在近四十年的时间里也一直未能真正地确立起来并得到普遍的遵从。以党代检，党权破坏或损害检察独立之事时有发生。究其根本原因，笔者认为，这主要就是我们一直以来在国家政务中将党的领导权完全等同于执政权所致。⑶在这种党检、党审关系模式之下，从党中央到地方党委，都可以打着服从党的领导、与党中央或党委保持一致的旗号，事前不受任何限制、事后也不受任何追究地给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发号施令，破坏和损害我国包括检察独立和审判独立在内的司法独立原则。⑷而面对来自党中央或地方党委的号令，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即使明知其违反宪法和法律，也只能听命屈从，根本就无法加以抗拒。否则，司法机关将承担着很大的风险（个人可能丢官，机关可能失财），往往还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前几年在全国范围内影响极大、颇受关注的原河南省平顶山市政法委书记李长河腐败案，其在任舞钢市市委书记期间，恣意破坏和损害司法独立，制造吕净一冤狱案之行为，可以说是在现行这种党检、党审关系模式之下造成司法腐败的一个最具典型意义的案例。
事实上，在掌握国家政权并决定实行宪政之后，对于作为一个整体且一身兼二任，既是领导党又是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其领导权并不完全等同于执政权。在权能、来源和范围上，二者虽然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更有着质的区别。作为领导党，其领导权并非国家权力，而只是一种政治思想权威。这种政治思想权威“主要是靠它所倡导的科学的政治理想和主义的思想吸引力，它的治国纲领、路线、政策所正确体现的人民意志与利益的政治引导力，它的组织和党员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为人民利益牺牲奋斗的精神感召力，而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戴，并为宪法（序言）所确认”。而且“其领导权威影响所及的范围，包括了国家政务活动与全部社会
生活，要比作为执政党的权力涉及范围宽广得多。其代表性与联系群众的面也广大得多”⑸然而，作为一种政治思想权威而非国家权力，党的领导权并不具有国家强制力，因而其只能“发号”而不能“施令”。也就是说，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主要是通过制定治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去进行指导和号召，以其政治思想权威使人信从。只能通过向国家权力机关提出立法建议和推荐人选，经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即宪法和法律，使党推荐的人员当选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进而通过由这些当选的党员干部与国家政权机关中的党组和党委所构成的执政党，⑹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行使执政权。而绝不能以仅在党内发生效力的党的强制力去直接指挥、命令、强制国家政权机关与全体人民服从党的决定。
在此，党的领导与党委的领导，二者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必须加以厘清的问题。在现实当中，我们往往把坚持、维护和服从党的领导理解为坚持、维护和服从党委的领导，将其二者也完全等同起来。事实上，党委的领导也并不完全等同于党的领导。由经党向国家权力机关推荐而当选为国家政权机关领导人员的党员干部与国家政权机关中的党组和党委所构成的执政党，是在国家政务中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维护和实现党的领导的主要力量和领导体制，其在各级国家政权机关中“执政”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按照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的系统划分，依法接受中央的领导和上级党政的领导，也就是坚持、维护和实现了党的领导，无须同级党委再君临其上去发号施令。而地方各级党委的基本职责，除了执行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和同级党代会的决议，领导本地方的党务工作，定期向上级党委报告工作之外，主要就应该是保证和监督在同级国家政权机关中“执政”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依法执政，而不能成为凌驾于国家政权机关之上的权力机关，其领导人更不能成为称霸一方的太上皇。因为，根据国家的民主和法治原则，根据宪法和党章的规定，党的领导机关与其领导人只是由党员选举产生的，根本就不具备凌驾于经国家主人即公民选举产生的国家政权机关之上的合法性。⑺换一个角度说，前文提及的李长河恣意破坏和损害司法独立、制造吕净一冤狱案之行为，也就是这种将党委的领导等同于党的领导所带来的恶果。
而作为执政党，其执政权则是一种国家权力，是人民主权的让渡。只有通过人民的直接或间接选举，在当选之后才能执政，才能取得组成国家
政权机关、行使国家权力的合法资格。而且其执政权所能施及的范围，主要限制在一个“政”字即国家的政务之上，包括立法工作、行政工作与司法工作。虽然，执政权作为国家权力而具有国家强制力，权力相对方一般必须遵从。但是，作为人民主权的让渡，执政权又必须受到由人民意志转化而成的国家意志即宪法和法律的制约或约束，即执政党必须依法执政。也就是说，执政党虽然由经党向国家权力机关推荐而当选为国家政权机关领导人员的党员干部与国家政权机关中的党组和党委所构成，然其并不能以党的名义去直接行使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权力，而是必须依照经过法定程序，由党所正确反映和集中了的人民意志转化而成的国家意志即宪法和法律，并以国家和国家政权机关的名义行使之，从而实现党对国家政务的领导。
此外，作为执政党，其不仅要接受来自全体人民的监督，而且还要接受来自党内的监督，即领导党的监督。而作为领导党，其不仅要通过党内的系统对执政党进行监督，而且还要自觉地领导全体人民对执政党进行监督。⑻
从党的领导权与执政权二者之间既有密切联系又有质的区别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出，坚持党的领导，并非是以党的领导权来代替执政权，以党的名义去直接行使国家权力；而坚持依法执政，也绝非以执政权来代替党的领导权，排斥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政权机关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检察权则系国家权力（亦即党的执政权）之一支。检察权外在的司法属性及其本身所蕴含的保护人权、维护法制统一和司法公正的内在品质亦即其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决定了检察独立不仅仅只是一项司法原则，而且更应该是一项人权（保护）原则与宪政原则。尽管我国宪法关于检察独立的内容规定不尽如人意，还存在着便于党和国家权力机关对其进行干涉或破坏的立法上的漏洞。⑼但是，宪法作为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国家根本大法，系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
相统一的最集中和最高级的体现，它在规定了检察独立的同时，同样也规定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而且党章也规定了“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因此，党的领导与检察独立并非一种对立、排斥的关系，而是一种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辨证关系。在检察事业当中，若要坚持、维护和实现党的领导，则必须坚持、维护和实现检察独立；而坚持、维护和实现了检察独立，也就坚持、维护和实现了党的领导。任何对检察独立的破坏和损害，就是对党的领导权（威）和执政权的破坏和损害。
令人欣喜的是，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还提出了“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要“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要“按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规范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的关系，支持人大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经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使党推荐的人选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并对他们进行监督；支持政府履行法定职能，依法行政，支持政协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行职能。加强对工会、共青团和妇联等人民团体的领导，支持他们依照法律和各自的章程开展工作，更好地成为党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显然，党的十六大报告不仅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指明了方向，而且也为建立新型的党检、党审关系模式指明了方向。即在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中“执政”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只要其依法接受中央的领导和上级党政的领导，也就是坚持、维护和实现了党对检察事业和审判事业的领导。党委与检、审两家的关系，仅限于党委向同级国家权力机关推荐人选，经过法定程序，使他们当选为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领导人员，并对他们进行监督。可以预见，我国包括检察独立和审判独立在内的司法独立，作为我国的一项人权（保护）原则、宪政原则和司法原则，在不久的将来必将得到真正的确立和普遍的遵从。
二、人大监督与检察独立的辨证关系
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我国所实行的政治体制与西方民主国家所实行
的“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完全不同，我国所实行的政治体制是“人大统一领导下的一府两院制”。也就是说，在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之下，人民代表大会即人大机关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其产生，对其负责，受其监督。
若从权力划分的角度来看，则我国对国家权力的划分并不像西方民主国家“三权分立”的划分方法那样，仅将国家权力作一次性划分，将之划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项彼此平行、各自独立、相互制约的权力。我国对国家权力的划分属于二次划分。第一次划分，是由作为国家主权所有者的人民以选民的身份，通过直接选举或间接选的方式，将全部的国家权力委托给人大机关行使。第二次划分，则是由作为国家权力所有者——人民——唯一代表的人大机关，将国家权力中的行政权和司法权（包括审判权和检察权）分别授予由其产生、对其负责、受其监督的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行使。经过二次划分，人大机关最后所拥有的国家权力中的立法权，以及因其作为国家权力所有者——人民——的唯一代表对行政、审判、检察机关进行授权后而产生的、对行政、审判、检察机关进行监督的监督权，自然就是国家权力体系中的第一级权力。与此相对应，人大机关自然就是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即最高权力机关。相对于人大机关的立法权和监督权而言，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自然就是国家权力体系中的第二级权力。与此相对应，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自然就是人大机关之下的国家二级权力机关。
在我国这种“人大统一领导下的一府两院制”的政治体制之下，人大机关首先是国家权力所有者——人民——在本级国家政权机关中的唯一代表，其次才是国家权力的行使主体之一。作为国家权力所有者——人民——在国家政权机关中的唯一代表，人大机关的法律地位高于其他一切国家机关。只有在作为国家权力的行使主体之一时，人大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的法律地位才是平等的。⑽
仅从检察机关与人大机关的法律关系来看，作为国家二级权力机关的检察机关，虽由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人大机关产生，但在作为国家权力所有者——人民——唯一代表的人大机关将国家权力中的检察权授予检察机关之后，人大机关也就丧失了其对检察权的行使权，其对检察机关所拥有的就只是一种监督权而已，检察权最终只能由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而
检察权外在的司法属性与其本身所蕴含的保护人权、维护法制统一和司法公正的内在品质即其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也决定了检察权必须由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我国宪法中关于检察独立原则的规定，只不过是检察权外在属性与其内在品质的法律表现形式而已。
然而，检察独立与司法独立中的另一项原则审判独立一样，并非一项绝对的、无条件的金科玉律，它除了必要性之一面外，还有着相对性之一面。其相对性主要表现在，一是检察独立的确立以检察机关的理性化为前提，检察独立的程度应当与检察机关理性化的程度相当，至少不能有明显的不协调。因为检察独立意味着检察机关和检察官在行使检察权时具有独立自主性，若检察机关理性不足，缺乏合格的检察官与公正的程序，检察的公正性受到普遍的质疑，检察独立性的增强反而会造成检察机关和检察官擅权枉法与专横腐败的灾难性后果。而且，有理性的检察机关和公正的检察，人民才会放心将权力交给检察机关，才能形成检察独立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条件。二是独立检察必需以制约与监督为要件。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我们知道，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即使是每一个“理性的检察机关”和“理性的检察官”，也都有其人格的局限性和认识的局限性，他们无法做到全知全能或超凡入圣。因此，检察机关的理性化程度再高，那也只能是一种表示检察官合格、检察机关结构合格和检察程序合格的“形式上的理性”而已。检察机关和检察官在独立检察的过程当中出现检察失误甚至擅权枉法或专横腐败，以致造成检察不公，则在所难免，实属必然。由“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一恒古不易的公理所导出的必然结果，就是任何权力的行使都必须受到其他权力和权利的制约与监督。检察权自然也不能置身例外。⑾我国宪法中关于人大机关有权对行政、审判、检察机关进行监督的规定，即是权力制衡原则的法律表现。然而，我国所实行的“人大统一领导下的一府两院制”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微观的、直接的、横向（双向、平行）的监督制约关系，只能在同为国家二级权力机关的行政、审判、检察机关三者之间产生。而在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人大机关与作为国家二级权力机关的行政、审判、检察机关之间产生的，就只能是一种宏观的、间接的、纵向（单向、垂直）的监督制约关系。
对检察权的监督，无疑应通过对直接行使检察权的检察机关和检察官进行监督来实现。而对检察机关和检察官所进行的监督，则应以其行使检
察权的行为即检察行为和与行使检察权无关的行为即非检察行为为对象。对检察机关和检察官检察行为的监督，属于程序内监督。对检察机关和检察官非检察行为的监督，属于程序外监督。显然，对检察机关和检察官的监督，应以程序内监督为核心，因为它对确保检察权的正确行使和检察权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即其保护人权、维护法制统一和司法公正的内在品质的实现，发挥着直接的和决定性的作用。而程序外监督，则以保证程序内监督更好地发挥作用为目的，是程序内监督不可或缺的补充。
对检察机关和检察官所进行的程序内监督，可分为检察机关外部主体的监督与检察机关内部主体的监督。就前者而言，在诉讼程序内，审判机关、当事人、律师、其他诉讼参与人，甚至普通公民，作为检察机关外部的监督主体都可以通过法律赋予的权力（权利）和规定的方式，对检察机关和检察官的检察行为进行监督。其中，审判机关依法对检察机关的公诉和抗诉等检察行为所进行的监督，即属于国家二级权力机关之间的一种微观的、直接的、横向（双向、平行）的监督。就后者而言，在诉讼程序内，上级检察机关作为检察机关内部的监督主体，可以通过法律规定的“检察一体化”制度和检察程序对下级检察机关和检察官的检察行为进行监督。
对检察机关和检察官所进行的程序外监督，可分为检察行政监督和检察官弹劾制度。平时，检察机关和检察官的非检察行为通过检察机的组织纪律和检察官的伦理准则来约束。当检察机关或检察官违反职责的行为情节较轻时，由其所在的检察机关或上级检察机关通过检察行政监督对检察长或检察官进行惩戒，可给予警告、记过、罚款等处分。当检察机关或检察官违反职责的行为情节较重，具有应被罢免的法定理由时，则需要启动检察官弹劾程序，由人大机关代表组成的法庭对检察长或检察官进行罢免审判。⑿同时，人大机关还可以通过审议检察机关的工作报告而对检察机关和检察官进行整体的监督。而至今仍颇有争议的主要是针对审判机关的人大个案监督，因其既无法律依据又涉及具体个案，似乎既不在程序外监督之列，亦排除在程序内监督之外，可归为另类。显然，人大机关对检察机关和检察官所进行的监督，即属于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与国家二级权力机关之间的一种宏观的、间接的、纵向（单向、垂直）的监督。
由于人大机关对检察机关和检察官所进行的监督，是一种宏观的、间接的和纵向（单向、垂直）的监督，是一种并非针对检察机关和检察官的
检察行为而是针对其非检察行为的程序外监督。而检察独立作为一项人权（保护）原则、宪政原则和司法原则，其所要褒扬和保障的是检察机关和检察官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检察权的行为即检察行为，其所要贬损和排斥的则是检察机关和检察官违反职责的非检察行为。因此，人大监督即人大机关依法对检察机关和检察官的非检察行为所进行的程序外监督，与检察独立二者之间的关系，就像党的领导与检察独立二者之间的关系一样，并非一种对立、排斥的关系，而是一种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辨证关系。套用美国法学家考夫曼关于司法独立的一段话⒀来说，检察独立作为一项人权（保护）原则、宪政原则和司法原则，只有在检察机关和检察官们通过其模范行为和业务上的自我克制，继续不断地争取得它而无愧于它的时候，这一原则才会坚持下去。而人大监督作为一种程序外监督，是以保证对检察机关和检察官的检察行为所进行的程序内监督更好地发挥作用为目的，是程序内监督不可或缺的补充。显然，坚持、维护和实现人大监督，可以促使检察机关和检察官为了检察权本身所蕴含的保护人权、维护法制统一和司法公正的内在品质即其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的顺利实现而不断地提高其理性化程度；而其理性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反过来又更有利于检察独立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条件的逐步形成，有利于保障人大机关监督职能的正确履行和顺利实现。而坚持、维护和实现检察独立，也可以促使人大机关为保证其监督职能的正确履行和顺利实现而不断地提高其监督的水平和监督的能力；而人大机关监督水平和监督能力的不断提高，反过来又更有利于人大机关监督职能的正确履行和顺利实现，有利于坚持、维护和保障检察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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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 广西隆安县人民检察院。　
⑴　本文中的检察独立，作为一项人权（保护）原则、宪政原则和司法原则，指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只服从法律。
⑵ 郭道晖：《治党：固守陈规还是与时俱进——从革命党到执政党、领导党的历史转变》，《法学》2002年第7期。
⑶ 当然，党与人大、行政、审判机关的关系亦是如此。
⑷ 由于西方民主国家所实行的政治体制是“三权分立”制，因而其司法权仅指审判机关即法院的审判权，其司法独立亦即指审判独立，而不包括检察独立。由于我国的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同为国家的司法机关，因而我国的司法独立除了审判独立之外，还包括检察独立。
⑸ 同⑵。
⑹ 本文中的执政党与西方国家的执政党不同，其特指由经党向国家权力机关推荐而当选为
国家政权机关领导人员的党员干部与国家政权机关中的党组和党委所构成的一个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