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煤炭工业局关于加强煤矿爆炸物品管理的通知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12 06:52:41 浏览:9341
来源:法律资料网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国家煤炭工业局关于加强煤矿爆炸物品管理的通知
国家煤炭工业局关于加强煤矿爆炸物品管理的通知
国家煤炭工业局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煤炭管理部门，中国煤炭工业进出口集团公司，中煤建设集团公司，神华集团公司，北京矿务局，伊敏煤电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局：
为贯彻落实吴邦国副总理关于加强爆炸物品管理的重要指示和国家经贸委有关文件精神，防止爆炸物品在生产、储存、销售、运输和使用过程中的爆炸事故的发生，为迎接建国五十周年和澳门回归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现就加强煤矿爆炸物品管理问题通知如下：
1．各级领导要从“讲政治、保稳定、促发展”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煤矿爆炸物品安全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将其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切实抓紧、抓好。
2．进一步建立健全煤矿爆炸物品安全管理责任制。对爆炸物品的生产、储存、销售、运输和使用等环节都必须严格制度、严格管理、层层落实责任；对事故隐患要早发现、早报告、早治理，确保万无一失。
3．要防止煤矿爆炸物品被盗、遗失和确保爆炸物品运输过程中的安全。地面运输煤矿爆炸物品时，除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爆炸物品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外，还必须遵守《煤矿安全规程》的有关规定；对煤矿爆炸物品管理部门的干部职工和放炮人员，要进行一次较全面的
安全法规教育。
4．立即组织力量对煤矿爆炸物品安全管理工作进行一次全面检查。检查内容主要是：爆炸物品管理的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情况；国家经贸委关于加强爆炸物品安全管理的文件的贯彻落实情况；生产、储存、销售、运输和使用爆炸物品的企业建立和落实安全责任制的情况；爆炸物品
使用管理情况和隐患整改情况。
各煤炭企业必须在8月份进行严格的自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煤炭管理部门在此基础上再开展进一步的检查，并于1999年9月20日前将检查情况报国家煤炭工业局。9月上旬，国家煤炭工业局将组织重点抽查。
1999年8月19日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引言：
经过近一年来累计千余小时的潜心研习及反复修改，作者于近日终于完成了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an Analysis of the DSU in Positivism一书的初稿创作。
本书对截止2002年五月底WTO争端解决机构（DSB）所通过的专家组或上诉机构报告进行了系统性的精心编选,并根据下列主题进行了分类分析：利益的丧失或损害（Art.XXIII:1，GATT；Art.3.8, 26，DSU）；专家组程序的启动（Art.6, 7, 10, 21.5, DSU）；专家组的职责（Art.3.2, 11, DSU; Art.31, 32, Vienna Convention）；反倾销争端的特殊规则（Art.17.4-17.6, AD）等。书中主要对专家组或上诉机构报告中所涉及的“基础问题”（preliminary issues）或“程序性异议”（procedural objections）进行了阐述，并且对DSU虽没有明确规定但却至关重要并且在WTO具体案例中被频繁涉及的证据规则，本书也进行了详细分析。尽管如此，本书并不试图穷尽一切，而只涉及那些产生于WTO争端解决程序而作者认为得更值得目前关注的一些问题。
而且，本书主要着眼于实证分析而非理论阐释。因而，作者的分析主要基于专家组或上诉机构在其报告中所作出的精炼而逻辑缜密的分析。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些报告并不构成有拘束力的所谓先例判决，因而专家组或上诉机构并不受先前报告的法律拘束。但是，DSB的实践证明，某一特定案件中的相关裁决频繁地被后来的专家组或被上诉机构在后来的案件中所引用或采纳。正如上诉机构在Japan-Alcoholic Beverages (DS44)〖1〗一案中所指出的，“已经通过的专家组报告是GATT 规则（acquis）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常常被后来的专家组所考虑。它们在WTO成员间创设了合法预期（legitimate expectations），因此应该在其与某一争端相关时被考虑”。此外，即使是没有被通过的专家组报告，后来的专家组也可以从中寻求有用的指引，只要其认为相关。更为重要的是，正如上诉机构在1996年2月向DSB通报其上诉审工作程序的信中所述，“在我们作出裁决时保持一致性和连贯性也是重要的，这有利于WTO的每个成员以及我们所共享的多边贸易体制整体”。类似于GATT的实际演变过程，DSU中所没能明确规范的大量问题的进一步澄清以及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不断发展，也只有通过在具体的争端解决案例中进行测试并不断澄清和完善，才能逐渐取得进展。
考虑到上面这些因素，尤其是注意到密切关注并深刻理解专家组或上诉机构在具体案例中的相关立场，对于WTO成员是具有非常重大之实际价值的，作者对WTO争端解决案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希望能为我国作为新成员有效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尽微薄之力。
为及时求教于有关专家学者并共商于诸位网友，对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an Analysis of the DSU in Positivism一书原稿，作者经过大副删减而节选其精要后，拟对其进行适当编修并加以认真译校，及时以系列论文的形式向诸位网友推出。作者计划于2002年7月份分5批次陆续推出该系列论文。在此，节选该书稿第一章（Introduction）作为该系列论文的开篇。
DSU系列论文之开篇：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显著进步
刘成伟
由于一国政府规范和控制涉外经济活动的能力有限，日益增强的全球经济的相互依赖性正明显成为各国政府所面临的挑战。包括建立世界贸易组织（WTO）在内的乌拉圭回合谈判的一系列成果，正是解决这些与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活动相关的问题的一步重要努力。而WTO体制的关键和核心则是，发展于GATT过去数十年来的经验和实践而现在由新的作为WTO协议一部分的《争端解决谅解》（the Dispute Settlement Understanding，下称DSU）〖2〗所精心规定的争端解决程序。过去数十年来，许多国家已经开始认识到争端解决机制在任何条约体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对于那些用来规范当今国际关系中复杂的经济问题以使得国际合作更加便利化的条约体制更是如此。争端解决程序有助于增强规则的有效性和可预期性，这对于国际规则的有效运作是非常关键的。下面我们就将对由DSU所调整的WTO争端解决机制作一概述性的分析。
一、司法化（Judicialization）趋势：一个完整的规则导向型（Integrated and Rule-oriented）争端解决体制
包括DSU在内的WTO协议于1995年1月1日的生效，为国际贸易争端的解决创造了一个更为完善的规则和程序体制。根据WTO协议（the WTO Agreement）第Ⅱ:2条规定，附属于该协议的DSU是一个“对所有成员都有效的本协定的组成部分”，DSU第1.1条进一步将这一规定具体化。
尽管传统的GATT争端解决的专家组制度构成了现行体制的主要部分，然而通过从争端解决的权力导向型的外交策略向规则导向型的法律方法（from power-oriented diplomatic to rule-oriented legal methods）的转变，新体制表明了趋向“司法化”的显著趋势。新的WTO争端解决体制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先前GATT体制中所存在的“规则选择”（rule shopping）或“法庭选择”（forum shopping）的空间更小了，尽管DSU第1.2条也列举了适用于特别协定的特别规则。DSU第3条强调了WTO争端解决体制的规则导向功能和法律优先性（legal primacy）,该条部分规定为：
“...
2 WTO争端解决机制在为多边贸易体制提供可靠性和可预测性方面是一个重要因素。各成员认识到该体制适用于保护成员在适用协定项下的权利和义务，及依照国际公法解释的惯例规则澄清这些协定的现有规定。DSB的建议和裁决不能增加或减少适用协定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
...
5 对于根据适用协定的磋商和争端解决规定正式提出的事项的所有解决办法，包括仲裁裁决，均应与这些协定相一致，且不得使任何成员根据这些协定获得的利益丧失或减损，也不得妨碍这些适用协定之任何目标的实现。
...”
而以“多边体制的加强”（Strengthening of the Multilateral System）为标题的DSU第23条，则强调了有别于那些选择性争端解决制度的WTO争端解决体制的排他性（exclusive）特征。DSU第23.1条规定：“当成员寻求纠正违反义务情形或寻求纠正其他造成适用协定项下利益丧失或损害的情形，或寻求纠正妨碍适用协定之任何目标的实现的情形时，它们应援用并遵守本谅解的规则和程序。” 更为重要的是，争端解决报告的准自动通过（quasi-automatic adoption）是WTO争端解决机制的重要特征，是另一个有助于该机制“司法化”的因素。在WTO框架下，专家组或上诉机构报告通常被视为将被DSB通过，除非“DSB一致同意不予通过”（16.4,17.4,DSU），即存在所谓的“反向一致”（negative consensus）不予通过这些报告，或者专家组报告被上诉。
另外，除了将以前GATT的实践法定化，DSU还建立了争端解决机构（DSB）来管理这些争端解决的规则和程序。总而言之， WTO中法庭式的（court-like）专家组和上诉审程序，以及争端解决报告的准自动通过，排除了可能的政治阻碍风险。WTO专家组程序和准司法化上诉审程序也将有助于提升争端解决报告中法律推理的质量，而改善的法律质量以及透明度，也必将提升这些报告在地区或国内法庭程序中被考虑的可能性。
二、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基本特征
如上所述，WTO协议中的争端解决体制与先前的GATT体制根本不同。除了争端解决的完整体制以及报告的准自动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DSU）中还引入了其他一些进步。具体而言，与先前的GATT体制相比，WTO争端解决机制最重要的特征和进步可作如下归纳：〖3〗
----签约方建立专家组的权利被正式确认(Art. 6)。
----专家组程序的迅捷的时间框架在各个方面都被明确规定(Art. 12)。
----专家的选任及其能力通过更多的对非政府专家的依赖而有所改善(Art. 8)。
----专家组程序中规定了可以方便争端方寻求和解的中期评议阶段(Art. 15)。
----规定了适当的程序确保其他成员的利益被专家组充分考虑到(Art.9，10)。
----专家组可以向其他私人或机构专家寻求信息和建议，以完善为做出正确裁决所必需的专业技术知识(Art.13)。
----专家组通过对争议事项所进行的客观评估，协助DSB为解决争端而提出适当建议或裁决(Art.11)。
----一个新的争端管理机构（DSB）管理争端解决程序(Art.2)，并通过“反向”或“逆向”一致原则自动通过专家组报告(Art.16.4)。
----如果专家组裁定争议措施与适用协定不一致，它可以建议有关成员采取措施以符合协定的要求，并可以进一步建议成员执行有关建议的方式(Art.19)。
----DSB被授权在专家组建议或者裁决作出后的合理期限内及时监督有关建议的执行情况(Art.21)。
----建立了当事方可提出上诉的常设上诉机构，以使专家组报告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和专家组所作出的法律解释受到审查(Art.17)。
三、上诉审程序的引入
之所以说DSU更强调WTO争端解决程序的解释与适用的“规则导向”而非“权力导向”，一个重要因素就是WTO争端解决机制允许上诉机构对专家组裁决进行法律审查。作为对WTO争端解决机制“司法化”的又一贡献，WTO框架中的DSU引入了上诉审程序，上诉审程序是新的WTO争端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比GATT争端解决机制更为进步的一个最突出特征，也是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新特征。DSU明确规定了争端当事方的上诉权，争端当事方有权在专家组报告向DSB提交之前提出上诉。而且DSU第16.4条在授予当事方“上诉权”时，并没有如同许多国内或国际法庭程序中所要求的那样，将这一权利与某些先决条件（filtering device）相联系。
前文已经提及，新的WTO争端解决机制规定了专家组报告的准自动通过规则，而不需要以前GATT体制的多数同意原则。这之所以能被接受，除了增加了专家组“中期评审”（interim review）(Art.15)的规定外，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通过由七名独立专家组成的常设上诉机构（standing Appellate Body）对专家组报告进行审查的上诉机制，为可能错误的专家组报告提供了额外的保障(Art.17)。WTO的上诉审议正是由这个为平衡专家组报告的准自动通过而建立的常设上诉机构来进行的。“WTO的常设上诉机构在各方面都可以被视为一个国际法庭（an international tribunal），它是为了根据国际公法框架内的有关规定，就成员之间涉及它们在不同的协议项下的各方面义务的争端的公正的最终的解决，而建立的。这一结论并不能因为没有使用‘法庭’（tribunal）一词而受到质疑，因为如同专家组那样，上诉机构可作出正式的并被该组织[WTO]的有关机构[DSB]所自动通过的报告。”〖4〗
如上所述，引入上诉程序的主要目的是避免专家组法律裁决中的错误，上诉机构的审查 "应限于专家组报告所涉及的法律问题（issues of law）和专家组所作的法律解释（legal interpretation）"(Art.17.6)。这一有关上诉审范围的规定对于上诉机构对上诉中提出的具体问题（specific issues）的处理是非常关键的。就此而言，上诉机构在EC-Hormones(DS26/DS48)中曾裁定：“根据DSU第17.6条，上诉审被限于专家组报告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和专家组所作的法律解释。专家组所作的区别于法律解释或法律结论的事实裁决（findings of fact），原则上不受上诉机构的审查。诸如关于某一事件在特定的时间或地点是否曾经发生的裁定，就是典型的事实问题。…关于某些特定证据应被适当给予的可信性以及可采纳度（the credibility and weight）（即证据的鉴别（appreciation））的裁定，也是事实调查程序的一部分因此原则上属于专家组作为事实调查者（trier of facts）的自由裁量权（discretion）的范畴。然而，特定事实与特定条约规定的一致或不一致性则是具有法律特征的事项，它属于法律问题。专家组是否已经根据DSU第11条对其审查的事实作出了客观评估（objective assessment），也是一个法律问题，因而如果被适当提出上诉，也属于上诉审的范围。” 〖5〗
上诉机构“可以维持、修改或撤销专家组的法律裁决或结论”(Art. 17.13)。因此它有完全的权力（full jurisdiction）来判定案件的法律价值（legal merits），并且可以用其自己的裁定部分或全部确认或取代专家组的报告。上诉机构也可以只纠正专家组的法律解释并修改专家组的法律结论，而不影响专家组的整体结论和建议。而上诉机构履行的更一般职能则是，在WTO争端中从全体成员的利益出发，确保法律的适当适用和解释。尤其是履行DSU第3.2条所规定的争端解决体制的一般功能，即“保护各成员在适用协定项下的权利和义务，及依照国际公法解释的惯例规则澄清该适用协定的现有规定”。然而，上诉机构的裁决只适用于特定的争议事实，这是与DSU第3.2条的下列规定相符的，即“DSB的建议和裁决不能增加或减少适用协定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6〗
四、WTO争端解决程序
WTO争端解决之所以比GATT机制更有效，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争端解决的有约束力的时间框架。下面我们就通过一个简单的图表来理顺一下WTO争端解决的基本程序。
磋商（如果60天内没能解决争端成员可以请求设立专家组）[Art.4]
可选择的斡旋、调解和调停[Art.5]
?
?——→
河南省郑州市人大常委会
郑州市预防职务犯罪条例
（2006年6月30日郑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2006年9月29日河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国家工作人员依法、公正、廉洁、忠实履行职务，预防和遏制职务犯罪，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预防职务犯罪，是指对可能发生的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犯罪和利用职权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犯罪等职务犯罪进行防范的活动。
第三条 预防职务犯罪应当贯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坚持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原则，实行内部预防、专门预防和社会预防等多种方法。
第四条 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应当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建立专门机关指导督促、有关职能部门配合、单位各负其责、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工作机制。
第五条 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实行领导责任制。单位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负总责，其他负责人根据分工负直接领导责任。
第六条 检察机关应当加强对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指导、督促和协调，负责本条例的组织实施。
监察、审计等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
第七条 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保障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国有企事业单位的正常工作和生产经营秩序。
第八条 本市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适用本条例。
第二章 预防职责
第九条 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国有企事业单位在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制定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具体措施并组织实施；
（二）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和廉政建设规定，建立健全重大事项集体决策和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重点部门和重点岗位权力制衡和人员轮岗制度、行政事业性收费及罚没收入等非税资金财务监管和审计制度、重大投资和资产处理及资金调配监督制度，对易发职务犯罪的岗位和环节加强监督和制约；
（三）对所管理的工作人员进行法制和纪律教育；
（四）对下级单位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进行指导、监督和检查；
（五）查处或协助查处职务违法违纪行为，对涉嫌职务犯罪的案件或线索，及时移送检察机关；
（六）加强商业道德和社会信用系统的建设，建立预防商业贿赂的有效机制，预防商业活动中的回扣、提成等贿赂犯罪行为；
（七）接受检察机关对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指导、监督，并如实提供有关资料；
（八）预防职务犯罪的其他职责。
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国有企事业单位应当确定相应机构，并明确专人负责预防职务犯罪工作。
第十条 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应当依法行政，完善行政管理制度，规范办事程序，实行政务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应当建立健全行政许可、行政征收、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行政行为的监督制约制度，加强对政府采购、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资源开发、教育收费、公务接待等活动的管理，完善监督制约机制。
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应当切实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预防企业生产经营中职务犯罪的发生。
第十一条 检察机关在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结合实际制定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计划；
（二）指导、督促、协调有关部门或单位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
（三）调查研究职务犯罪发生的原因、特点和规律，提出预防职务犯罪的意见和建议；
（四）与职务犯罪易发、多发的重点行业和单位联系协调，指导开展系统预防和专项预防活动；
（五）对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发现的涉嫌犯罪的线索进行预防调查；
（六）组织开展预防职务犯罪的宣传、咨询和教育活动，建立警示教育基地，分类、分层次对国家工作人员进行经常性的预防职务犯罪教育；
（七）建立预防职务犯罪信息网络，掌握职务犯罪动态，适时向社会发布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有关信息；
（八）会同有关部门建立预防职务犯罪联席会议、通报、协调等工作制度，推广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经验和做法；
（九）预防职务犯罪的其他职责。
第十二条 监察部门应当依法对行政机关遵守和执行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检查，调查处理违反行政纪律的行为，研究违反行政纪律行为发生的原因，对可能诱发职务犯罪的问题，提出监察建议。
审计部门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对政府及其部门的财政收支、对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监督；加强对国有企业破产、转制过程中的审计监督；对社会审计机构进行指导、监督；对其他应当纳入审计监督的事项进行审计监督。对可能导致职务犯罪发生的问题，及时提出审计建议。
第十三条 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应当规范执法行为，依照规定公开其职责、权限和办理各种案件的程序、期限，实行执法责任制、错案责任追究制。
健全司法机关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工作机制，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依法加强对侦查、审判和执行活动的监督。
第十四条 人民团体、国有企事业单位应当完善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约机制，健全和规范财务监督管理制度。
国有企业实行重大事务、财务公开并接受职工代表大会、监事会的监督。
第十五条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有关公务活动时，应当接受检查、监督。
第十六条 国家工作人员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其他有关规定，自觉接受预防职务犯罪的教育和监督。
担任领导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应当遵守和执行下列规定：
（一）定期述职述廉；
（二）个人重大事项报告；
（三）收入和境外存款申报；
（四）任职回避；
（五）廉政谈话；
（六）任期经济责任审计；
（七）引咎辞职；
（八）依法应当遵守和执行的其他规定。
第三章 监督保障
第十七条 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国有企事业单位应当把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列入本单位工作计划、目标管理和廉政建设责任制的内容，实行年度考核。
单位负责人进行年度述职时，应当把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列为一项重要内容，接受考核和评议。
第十八条 检察机关和监察、审计等部门在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可以依法采取下列监督措施：
（一）要求有关单位和人员就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如实提供有关资料；
（二）责令有关单位和人员停止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和行政纪律的行为；
（三）建议有关单位暂停违反法律、法规的人员执行职务。
第十九条 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和监察、审计等部门提出的检察建议、司法建议、监察建议、审计建议应当以书面形式送达被建议单位，同时抄送其主管部门。
收到建议的单位应当认真整改，并自收到建议之日起三十日内，将整改情况向提出建议的机关和主管部门予以书面反馈。
第二十条 文化、教育、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部门，应当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预防职务犯罪宣传教育活动。
新闻媒体应当依法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进行舆论监督。
第二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有权对不落实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措施、制度的单位提出批评，有权对涉嫌职务犯罪的行为进行举报。
提倡和鼓励实名举报，有关单位对意见、建议和举报应当依照规定及时办理，对举报有功者予以奖励。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泄漏举报内容，不得打击报复举报人。
第二十二条 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国有企事业单位应当加入预防职务犯罪信息网络，共同搞好预防职务犯罪信息网络建设。
第二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提供必要的经费保障。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不履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职责的单位，由其上级机关或者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予以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对单位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对检察建议、司法建议、监察建议、审计建议拒不整改的单位，由其上级机关或者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对单位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不履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由单位或者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对控告、举报国家工作人员违法违纪行为的线索不及时查办而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打击、报复举报人的，由单位或其上级主管部门对有关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本条例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
经过近一年来累计千余小时的潜心研习及反复修改，作者于近日终于完成了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an Analysis of the DSU in Positivism一书的初稿创作。
本书对截止2002年五月底WTO争端解决机构（DSB）所通过的专家组或上诉机构报告进行了系统性的精心编选,并根据下列主题进行了分类分析：利益的丧失或损害（Art.XXIII:1，GATT；Art.3.8, 26，DSU）；专家组程序的启动（Art.6, 7, 10, 21.5, DSU）；专家组的职责（Art.3.2, 11, DSU; Art.31, 32, Vienna Convention）；反倾销争端的特殊规则（Art.17.4-17.6, AD）等。书中主要对专家组或上诉机构报告中所涉及的“基础问题”（preliminary issues）或“程序性异议”（procedural objections）进行了阐述，并且对DSU虽没有明确规定但却至关重要并且在WTO具体案例中被频繁涉及的证据规则，本书也进行了详细分析。尽管如此，本书并不试图穷尽一切，而只涉及那些产生于WTO争端解决程序而作者认为得更值得目前关注的一些问题。
而且，本书主要着眼于实证分析而非理论阐释。因而，作者的分析主要基于专家组或上诉机构在其报告中所作出的精炼而逻辑缜密的分析。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些报告并不构成有拘束力的所谓先例判决，因而专家组或上诉机构并不受先前报告的法律拘束。但是，DSB的实践证明，某一特定案件中的相关裁决频繁地被后来的专家组或被上诉机构在后来的案件中所引用或采纳。正如上诉机构在Japan-Alcoholic Beverages (DS44)〖1〗一案中所指出的，“已经通过的专家组报告是GATT 规则（acquis）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常常被后来的专家组所考虑。它们在WTO成员间创设了合法预期（legitimate expectations），因此应该在其与某一争端相关时被考虑”。此外，即使是没有被通过的专家组报告，后来的专家组也可以从中寻求有用的指引，只要其认为相关。更为重要的是，正如上诉机构在1996年2月向DSB通报其上诉审工作程序的信中所述，“在我们作出裁决时保持一致性和连贯性也是重要的，这有利于WTO的每个成员以及我们所共享的多边贸易体制整体”。类似于GATT的实际演变过程，DSU中所没能明确规范的大量问题的进一步澄清以及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不断发展，也只有通过在具体的争端解决案例中进行测试并不断澄清和完善，才能逐渐取得进展。
考虑到上面这些因素，尤其是注意到密切关注并深刻理解专家组或上诉机构在具体案例中的相关立场，对于WTO成员是具有非常重大之实际价值的，作者对WTO争端解决案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希望能为我国作为新成员有效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尽微薄之力。
为及时求教于有关专家学者并共商于诸位网友，对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an Analysis of the DSU in Positivism一书原稿，作者经过大副删减而节选其精要后，拟对其进行适当编修并加以认真译校，及时以系列论文的形式向诸位网友推出。作者计划于2002年7月份分5批次陆续推出该系列论文。在此，节选该书稿第一章（Introduction）作为该系列论文的开篇。
DSU系列论文之开篇：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显著进步
刘成伟
由于一国政府规范和控制涉外经济活动的能力有限，日益增强的全球经济的相互依赖性正明显成为各国政府所面临的挑战。包括建立世界贸易组织（WTO）在内的乌拉圭回合谈判的一系列成果，正是解决这些与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活动相关的问题的一步重要努力。而WTO体制的关键和核心则是，发展于GATT过去数十年来的经验和实践而现在由新的作为WTO协议一部分的《争端解决谅解》（the Dispute Settlement Understanding，下称DSU）〖2〗所精心规定的争端解决程序。过去数十年来，许多国家已经开始认识到争端解决机制在任何条约体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对于那些用来规范当今国际关系中复杂的经济问题以使得国际合作更加便利化的条约体制更是如此。争端解决程序有助于增强规则的有效性和可预期性，这对于国际规则的有效运作是非常关键的。下面我们就将对由DSU所调整的WTO争端解决机制作一概述性的分析。
一、司法化（Judicialization）趋势：一个完整的规则导向型（Integrated and Rule-oriented）争端解决体制
包括DSU在内的WTO协议于1995年1月1日的生效，为国际贸易争端的解决创造了一个更为完善的规则和程序体制。根据WTO协议（the WTO Agreement）第Ⅱ:2条规定，附属于该协议的DSU是一个“对所有成员都有效的本协定的组成部分”，DSU第1.1条进一步将这一规定具体化。
尽管传统的GATT争端解决的专家组制度构成了现行体制的主要部分，然而通过从争端解决的权力导向型的外交策略向规则导向型的法律方法（from power-oriented diplomatic to rule-oriented legal methods）的转变，新体制表明了趋向“司法化”的显著趋势。新的WTO争端解决体制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先前GATT体制中所存在的“规则选择”（rule shopping）或“法庭选择”（forum shopping）的空间更小了，尽管DSU第1.2条也列举了适用于特别协定的特别规则。DSU第3条强调了WTO争端解决体制的规则导向功能和法律优先性（legal primacy）,该条部分规定为：
“...
2 WTO争端解决机制在为多边贸易体制提供可靠性和可预测性方面是一个重要因素。各成员认识到该体制适用于保护成员在适用协定项下的权利和义务，及依照国际公法解释的惯例规则澄清这些协定的现有规定。DSB的建议和裁决不能增加或减少适用协定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
...
5 对于根据适用协定的磋商和争端解决规定正式提出的事项的所有解决办法，包括仲裁裁决，均应与这些协定相一致，且不得使任何成员根据这些协定获得的利益丧失或减损，也不得妨碍这些适用协定之任何目标的实现。
...”
而以“多边体制的加强”（Strengthening of the Multilateral System）为标题的DSU第23条，则强调了有别于那些选择性争端解决制度的WTO争端解决体制的排他性（exclusive）特征。DSU第23.1条规定：“当成员寻求纠正违反义务情形或寻求纠正其他造成适用协定项下利益丧失或损害的情形，或寻求纠正妨碍适用协定之任何目标的实现的情形时，它们应援用并遵守本谅解的规则和程序。” 更为重要的是，争端解决报告的准自动通过（quasi-automatic adoption）是WTO争端解决机制的重要特征，是另一个有助于该机制“司法化”的因素。在WTO框架下，专家组或上诉机构报告通常被视为将被DSB通过，除非“DSB一致同意不予通过”（16.4,17.4,DSU），即存在所谓的“反向一致”（negative consensus）不予通过这些报告，或者专家组报告被上诉。
另外，除了将以前GATT的实践法定化，DSU还建立了争端解决机构（DSB）来管理这些争端解决的规则和程序。总而言之， WTO中法庭式的（court-like）专家组和上诉审程序，以及争端解决报告的准自动通过，排除了可能的政治阻碍风险。WTO专家组程序和准司法化上诉审程序也将有助于提升争端解决报告中法律推理的质量，而改善的法律质量以及透明度，也必将提升这些报告在地区或国内法庭程序中被考虑的可能性。
二、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基本特征
如上所述，WTO协议中的争端解决体制与先前的GATT体制根本不同。除了争端解决的完整体制以及报告的准自动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DSU）中还引入了其他一些进步。具体而言，与先前的GATT体制相比，WTO争端解决机制最重要的特征和进步可作如下归纳：〖3〗
----签约方建立专家组的权利被正式确认(Art. 6)。
----专家组程序的迅捷的时间框架在各个方面都被明确规定(Art. 12)。
----专家的选任及其能力通过更多的对非政府专家的依赖而有所改善(Art. 8)。
----专家组程序中规定了可以方便争端方寻求和解的中期评议阶段(Art. 15)。
----规定了适当的程序确保其他成员的利益被专家组充分考虑到(Art.9，10)。
----专家组可以向其他私人或机构专家寻求信息和建议，以完善为做出正确裁决所必需的专业技术知识(Art.13)。
----专家组通过对争议事项所进行的客观评估，协助DSB为解决争端而提出适当建议或裁决(Art.11)。
----一个新的争端管理机构（DSB）管理争端解决程序(Art.2)，并通过“反向”或“逆向”一致原则自动通过专家组报告(Art.16.4)。
----如果专家组裁定争议措施与适用协定不一致，它可以建议有关成员采取措施以符合协定的要求，并可以进一步建议成员执行有关建议的方式(Art.19)。
----DSB被授权在专家组建议或者裁决作出后的合理期限内及时监督有关建议的执行情况(Art.21)。
----建立了当事方可提出上诉的常设上诉机构，以使专家组报告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和专家组所作出的法律解释受到审查(Art.17)。
三、上诉审程序的引入
之所以说DSU更强调WTO争端解决程序的解释与适用的“规则导向”而非“权力导向”，一个重要因素就是WTO争端解决机制允许上诉机构对专家组裁决进行法律审查。作为对WTO争端解决机制“司法化”的又一贡献，WTO框架中的DSU引入了上诉审程序，上诉审程序是新的WTO争端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比GATT争端解决机制更为进步的一个最突出特征，也是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新特征。DSU明确规定了争端当事方的上诉权，争端当事方有权在专家组报告向DSB提交之前提出上诉。而且DSU第16.4条在授予当事方“上诉权”时，并没有如同许多国内或国际法庭程序中所要求的那样，将这一权利与某些先决条件（filtering device）相联系。
前文已经提及，新的WTO争端解决机制规定了专家组报告的准自动通过规则，而不需要以前GATT体制的多数同意原则。这之所以能被接受，除了增加了专家组“中期评审”（interim review）(Art.15)的规定外，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通过由七名独立专家组成的常设上诉机构（standing Appellate Body）对专家组报告进行审查的上诉机制，为可能错误的专家组报告提供了额外的保障(Art.17)。WTO的上诉审议正是由这个为平衡专家组报告的准自动通过而建立的常设上诉机构来进行的。“WTO的常设上诉机构在各方面都可以被视为一个国际法庭（an international tribunal），它是为了根据国际公法框架内的有关规定，就成员之间涉及它们在不同的协议项下的各方面义务的争端的公正的最终的解决，而建立的。这一结论并不能因为没有使用‘法庭’（tribunal）一词而受到质疑，因为如同专家组那样，上诉机构可作出正式的并被该组织[WTO]的有关机构[DSB]所自动通过的报告。”〖4〗
如上所述，引入上诉程序的主要目的是避免专家组法律裁决中的错误，上诉机构的审查 "应限于专家组报告所涉及的法律问题（issues of law）和专家组所作的法律解释（legal interpretation）"(Art.17.6)。这一有关上诉审范围的规定对于上诉机构对上诉中提出的具体问题（specific issues）的处理是非常关键的。就此而言，上诉机构在EC-Hormones(DS26/DS48)中曾裁定：“根据DSU第17.6条，上诉审被限于专家组报告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和专家组所作的法律解释。专家组所作的区别于法律解释或法律结论的事实裁决（findings of fact），原则上不受上诉机构的审查。诸如关于某一事件在特定的时间或地点是否曾经发生的裁定，就是典型的事实问题。…关于某些特定证据应被适当给予的可信性以及可采纳度（the credibility and weight）（即证据的鉴别（appreciation））的裁定，也是事实调查程序的一部分因此原则上属于专家组作为事实调查者（trier of facts）的自由裁量权（discretion）的范畴。然而，特定事实与特定条约规定的一致或不一致性则是具有法律特征的事项，它属于法律问题。专家组是否已经根据DSU第11条对其审查的事实作出了客观评估（objective assessment），也是一个法律问题，因而如果被适当提出上诉，也属于上诉审的范围。” 〖5〗
上诉机构“可以维持、修改或撤销专家组的法律裁决或结论”(Art. 17.13)。因此它有完全的权力（full jurisdiction）来判定案件的法律价值（legal merits），并且可以用其自己的裁定部分或全部确认或取代专家组的报告。上诉机构也可以只纠正专家组的法律解释并修改专家组的法律结论，而不影响专家组的整体结论和建议。而上诉机构履行的更一般职能则是，在WTO争端中从全体成员的利益出发，确保法律的适当适用和解释。尤其是履行DSU第3.2条所规定的争端解决体制的一般功能，即“保护各成员在适用协定项下的权利和义务，及依照国际公法解释的惯例规则澄清该适用协定的现有规定”。然而，上诉机构的裁决只适用于特定的争议事实，这是与DSU第3.2条的下列规定相符的，即“DSB的建议和裁决不能增加或减少适用协定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6〗
四、WTO争端解决程序
WTO争端解决之所以比GATT机制更有效，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争端解决的有约束力的时间框架。下面我们就通过一个简单的图表来理顺一下WTO争端解决的基本程序。
磋商（如果60天内没能解决争端成员可以请求设立专家组）[Art.4]
可选择的斡旋、调解和调停[Art.5]
?
?——→
郑州市预防职务犯罪条例
郑州市预防职务犯罪条例
（2006年6月30日郑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2006年9月29日河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国家工作人员依法、公正、廉洁、忠实履行职务，预防和遏制职务犯罪，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预防职务犯罪，是指对可能发生的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犯罪和利用职权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犯罪等职务犯罪进行防范的活动。
第三条 预防职务犯罪应当贯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坚持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原则，实行内部预防、专门预防和社会预防等多种方法。
第四条 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应当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建立专门机关指导督促、有关职能部门配合、单位各负其责、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工作机制。
第五条 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实行领导责任制。单位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负总责，其他负责人根据分工负直接领导责任。
第六条 检察机关应当加强对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指导、督促和协调，负责本条例的组织实施。
监察、审计等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
第七条 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保障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国有企事业单位的正常工作和生产经营秩序。
第八条 本市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适用本条例。
第二章 预防职责
第九条 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国有企事业单位在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制定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具体措施并组织实施；
（二）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和廉政建设规定，建立健全重大事项集体决策和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重点部门和重点岗位权力制衡和人员轮岗制度、行政事业性收费及罚没收入等非税资金财务监管和审计制度、重大投资和资产处理及资金调配监督制度，对易发职务犯罪的岗位和环节加强监督和制约；
（三）对所管理的工作人员进行法制和纪律教育；
（四）对下级单位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进行指导、监督和检查；
（五）查处或协助查处职务违法违纪行为，对涉嫌职务犯罪的案件或线索，及时移送检察机关；
（六）加强商业道德和社会信用系统的建设，建立预防商业贿赂的有效机制，预防商业活动中的回扣、提成等贿赂犯罪行为；
（七）接受检察机关对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指导、监督，并如实提供有关资料；
（八）预防职务犯罪的其他职责。
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国有企事业单位应当确定相应机构，并明确专人负责预防职务犯罪工作。
第十条 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应当依法行政，完善行政管理制度，规范办事程序，实行政务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应当建立健全行政许可、行政征收、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行政行为的监督制约制度，加强对政府采购、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资源开发、教育收费、公务接待等活动的管理，完善监督制约机制。
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应当切实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预防企业生产经营中职务犯罪的发生。
第十一条 检察机关在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结合实际制定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计划；
（二）指导、督促、协调有关部门或单位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
（三）调查研究职务犯罪发生的原因、特点和规律，提出预防职务犯罪的意见和建议；
（四）与职务犯罪易发、多发的重点行业和单位联系协调，指导开展系统预防和专项预防活动；
（五）对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发现的涉嫌犯罪的线索进行预防调查；
（六）组织开展预防职务犯罪的宣传、咨询和教育活动，建立警示教育基地，分类、分层次对国家工作人员进行经常性的预防职务犯罪教育；
（七）建立预防职务犯罪信息网络，掌握职务犯罪动态，适时向社会发布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有关信息；
（八）会同有关部门建立预防职务犯罪联席会议、通报、协调等工作制度，推广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经验和做法；
（九）预防职务犯罪的其他职责。
第十二条 监察部门应当依法对行政机关遵守和执行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检查，调查处理违反行政纪律的行为，研究违反行政纪律行为发生的原因，对可能诱发职务犯罪的问题，提出监察建议。
审计部门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对政府及其部门的财政收支、对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监督；加强对国有企业破产、转制过程中的审计监督；对社会审计机构进行指导、监督；对其他应当纳入审计监督的事项进行审计监督。对可能导致职务犯罪发生的问题，及时提出审计建议。
第十三条 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应当规范执法行为，依照规定公开其职责、权限和办理各种案件的程序、期限，实行执法责任制、错案责任追究制。
健全司法机关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工作机制，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依法加强对侦查、审判和执行活动的监督。
第十四条 人民团体、国有企事业单位应当完善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约机制，健全和规范财务监督管理制度。
国有企业实行重大事务、财务公开并接受职工代表大会、监事会的监督。
第十五条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有关公务活动时，应当接受检查、监督。
第十六条 国家工作人员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其他有关规定，自觉接受预防职务犯罪的教育和监督。
担任领导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应当遵守和执行下列规定：
（一）定期述职述廉；
（二）个人重大事项报告；
（三）收入和境外存款申报；
（四）任职回避；
（五）廉政谈话；
（六）任期经济责任审计；
（七）引咎辞职；
（八）依法应当遵守和执行的其他规定。
第三章 监督保障
第十七条 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国有企事业单位应当把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列入本单位工作计划、目标管理和廉政建设责任制的内容，实行年度考核。
单位负责人进行年度述职时，应当把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列为一项重要内容，接受考核和评议。
第十八条 检察机关和监察、审计等部门在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可以依法采取下列监督措施：
（一）要求有关单位和人员就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如实提供有关资料；
（二）责令有关单位和人员停止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和行政纪律的行为；
（三）建议有关单位暂停违反法律、法规的人员执行职务。
第十九条 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和监察、审计等部门提出的检察建议、司法建议、监察建议、审计建议应当以书面形式送达被建议单位，同时抄送其主管部门。
收到建议的单位应当认真整改，并自收到建议之日起三十日内，将整改情况向提出建议的机关和主管部门予以书面反馈。
第二十条 文化、教育、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部门，应当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预防职务犯罪宣传教育活动。
新闻媒体应当依法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进行舆论监督。
第二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有权对不落实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措施、制度的单位提出批评，有权对涉嫌职务犯罪的行为进行举报。
提倡和鼓励实名举报，有关单位对意见、建议和举报应当依照规定及时办理，对举报有功者予以奖励。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泄漏举报内容，不得打击报复举报人。
第二十二条 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国有企事业单位应当加入预防职务犯罪信息网络，共同搞好预防职务犯罪信息网络建设。
第二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提供必要的经费保障。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不履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职责的单位，由其上级机关或者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予以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对单位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对检察建议、司法建议、监察建议、审计建议拒不整改的单位，由其上级机关或者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对单位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不履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由单位或者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对控告、举报国家工作人员违法违纪行为的线索不及时查办而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打击、报复举报人的，由单位或其上级主管部门对有关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本条例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