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住房专项维修基金征免营业税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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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民政府


上海市期货市场管理规定（修正）
上海市人民政府


（1994年12月5日上海市人民政府第87号令发布根据1997年12月19日上海市人民政府第54号令修正并重新发布 1999年10月25日发布的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72号将本文废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目的和依据）
为了加强期货市场管理，规范期货交易行为，保护期货交易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期货交易的准则）
期货交易必须遵守公开、公正、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禁止任何形式的欺诈和违法交易行为。
第三条 （管理体制）
期货市场的管理，实行政府监督管理与期货行业自律性管理相结合的制度。
第四条 （适用范围）
本规定适用于在本市范围内进行的期货交易活动以及与期货交易活动有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第二章 管理机构
第五条 （监管部门）
上海市计划委员会是本市期货市场的监督管理部门（以下简称监管部门），负责期货市场的统一规划和管理。
监管部门可以将本规定赋予的行政处罚权，委托上海市证券管理办公室行使。
第六条 （监管部门的职责）
监管部门履行下列职责：
（一）对期货市场的发展进行统筹规划，并负责规划的实施；
（二）对期货交易所、期货经纪机构及其他有关机构的设立、变更和终止进行审核，并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三）对上市的期货商品及其期货合约样式进行审核，并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四）对期货交易所、期货经纪机构及其他有关机构的业务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理；
（五）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期货市场正常秩序的事件或者情况采取必要措施。
第七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责）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责，协助监管部门对期货市场进行管理。
第八条 （联席会议）
本市实行期货市场监督管理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负责研究、审议有关期货市场发展的重大问题和措施。
联席会议由监管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部门组成。

第三章 期货交易所
第九条 （期货交易所的定义）
期货交易所是为期货交易提供场所、设施和其他必要条件，并根据法律、法规、规章以及期货交易规则履行相关职责，实行自律性管理的非营利的法人机构。
期货交易所以其全部的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第十条 （期货交易所的设立）
设立期货交易所，应当向监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核同意后报国家期货市场主管部门审批；获批准的，应当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登记注册。
申请设立期货交易所应当提交的文件，由监管部门规定。
第十一条 （期货交易所的职责）
期货交易所履行下列职责：
（一）提供进行期货交易的场所、设施和其他必要条件；
（二）制订、修改期货交易规则，报监管部门审核；
（三）设计期货合约的样式；
（四）对会员及其出市代表进行管理；
（五）为期货交易提供或者组织提供结算服务和履约保证；
（六）整理并发布期货交易的行情和其他有关信息；
（七）对会员之间和会员、期货经纪机构、客户之间因期货交易而发生的争议进行仲裁、处理；
（八）根据法律、法规、规章以及期货交易规则应当履行的其他职责。
第十二条 （主要机构设置）
期货交易所设置会员大会、理事会和监事会。
第十三条 （会员大会）
会员大会是期货交易所的权力机构。会员大会每年至少召开1次会议。会员大会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会员出席方可召开，其决议须经出席会议的半数以上会员表决通过方可生效。
第十四条 （会员大会的职权）
会员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制订、修改期货交易所章程； （二）选举和罢免理事； （三）审议、通过理事会和总经理的工作报告； （四）审议、通过期货交易所的财务预算和决算报告； （五）审议、通过其他需要由会员大会决定的事项。
期货交易所章程经会员大会通过后，由期货交易所报监管部门批准。
第十五条 （理事会）
理事会是期货交易所的决策机构。理事会成员应当不少于7人，其中会员理事应当不少于理事会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一。
会员理事由会员提名，非会员理事由政府有关部门提名，经会员大会选举产生。
理事每届任期3年，可以连任，但连续任职不得超过2届。
第十六条 （理事长）
理事会设理事长1人、副理事长1至2人。理事长由监管部门提名，经理事会选举产生；副理事长由理事会选举产生。理事长为期货交易所的法定代表人。
理事会会议由理事长召集。理事长因故不能履行职责时，由副理事长代为履行。理事会的决议须经理事会三分之二以上成员表决通过方可生效。
会员大会召开会议时，由理事长担任会议主席。
第十七条 （理事会的职责）
理事会履行下列职责：
（一）具体负责制订、修改期货交易规则；
（二）聘任期货交易所总经理，根据总经理提名聘任其他主管人员；
（三）决定接纳会员和取消会员资格；
（四）审定期货交易所总经理提交的工作计划；
（五）会员大会授予的其他职责。
第十八条 （总经理及其他主管人员）
期货交易所设总经理1人，副总经理若干人，总经济师、总会计师、总工程师各1人。
总经理由监管部门提名，经理事会聘任，对理事会负责。总经理任期为3年。
副总经理、总经济师、总会计师、总工程师由总经理提名，经理事会聘任。
第十九条 （总经理的职责）
总经理主持期货交易所的日常工作。总经理因故不能履行职责时，由副总经理代为履行。
总经理为理事会当然理事。
第二十条 （监事会）
会员大会下设监事会。监事会由7至9名监事组成，其成员构成是：
（一）期货交易所所在地的会员代表2至3人，外地会员代表3至4人，由会员大会选举产生；
（二）律师、注册会计师各1人，由期货交易所提名，经会员大会选举产生。
第二十一条 （监事会主席）
监事会设主席1名，由会员大会在监事会成员中选举产生。
第二十二条 （监事会的主要职责）
监事会的主要职责是：
（一）监察理事会、总经理执行会员大会和理事会决议的情况；
（二）监察理事、总经理、副总经理及其他工作人员执行法律、法规、规章以及期货交易所章程、期货交易规则的情况。
监事会应当制定监事会规则，由期货交易所报监管部门核准。
第二十三条 （专业委员会的设立）
期货交易所可以根据需要设立专业委员会。
专业委员会的组成、任期、职责，由期货交易所规定。
第二十四条 （期货交易所的变更）
期货交易所需要解散或者合并，变更名称或者地址，设立或者撤销分支机构的，应当报监管部门审核。
第二十五条 （接纳或者处分会员的备案）
期货交易所接纳或者处分会员应当报监管部门备案。

第四章 期货交易所会员
第二十六条 （会员）
期货交易所实行会员制。
会员可以是期货交易所上市期货商品的生产、使用或者贸易企业，也可以是期货经纪机构。
第二十七条 （会员的条件）
申请成为会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具有法人资格；
（二）有符合期货交易所规定数额的注册资本；
（三）有开展业务所需的资金、专业人员和各项管理制度；
（四）承认并遵守期货交易所章程；
（五）有良好的商业信誉，近3年内没有严重违法的纪录。
第二十八条 （会员资格的取得）
具备本规定第二十七条各项条件的单位，要求取得会员资格的，按下列程序办理：
（一）向期货交易所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有关文件；
（二）期货交易所对申请单位进行审查，按择优吸收的原则确定是否授予其会员的资格；
（三）期货交易所向取得会员资格的单位颁发会员证和交易证。
第二十九条 （会员的权利）
会员有下列权利：
（一）参加会员大会，选举理事和被选举为理事；
（二）使用期货交易所提供的场所、设施，享受有关服务；
（三）委派出市代表进场交易；
（四）对期货交易所的工作提出建议；
（五）退出期货交易所。
第三十条 （会员的义务）
会员有下列义务：
（一）遵守本规定及期货交易规则；
（二）按期货交易所章程缴纳有关费用；
（三）对其名下的交易帐户承担责任；
（四）如实向客户揭示期货交易的风险，妥善保管客户存入的资金，保守客户帐户的秘密；
（五）按时向期货交易所报告业务情况。
第三十一条 （会员的代理和自营业务）
会员可以从事期货交易代理业务或者自营业务。
从事代理业务的会员需要兼营自营业务或者从事自营业务的会员需要兼营代理业务的，应当经期货交易所批准。
第三十二条 （业务人员的资格）
会员的出市代表及其经纪、结算人员须经期货交易所审核、培训，取得合格证书并登记注册后，方可从事交易业务。
第三十三条 （会员及其出市代表资格的复审）
会员及其出市代表资格应当每年接受期货交易所的复审。
第三十四条 （会员的退出）
会员需要退出期货交易所的，应当在3个月以前向期货交易所提出报告，并及时结清其名下的全部交易帐目，经期货交易所同意后方可退出。

第五章 期货经纪机构
第三十五条 （期货经纪机构的定义）
期货经纪机构是以营利为目的，接受客户的委托，从事期货交易代理业务的企业法人。
第三十六条 （期货经纪机构的设立）
申请设立期货经纪机构，必须符合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并向监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核同意后报国家期货市场主管部门审批；获批准的，应当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登记注册。
第三十七条 （期货经纪机构的会员资格）
期货经纪机构可以成为1个期货交易所的会员，也可以成为若干个期货交易所的会员。
期货经纪机构同时成为若干个期货交易所的会员时，应当按规定相应增加注册资本。
第三十八条 （非会员的期货经纪机构）
非会员的期货经纪机构必须在会员处开立帐户，办妥有关手续后方可从事期货交易代理业务。
非会员的期货经纪机构应当接受其帐户所在处会员的监督。
第三十九条 （期货经纪机构的自营业务）
期货经纪机构需要兼营期货交易自营业务的，应当经期货交易所批准。
第四十条 （期货经纪机构的责任）
期货经纪机构必须对其名下的客户帐户负责。
第四十一条 （期货经纪机构的资金限额）
期货经纪机构的实际自有流动资金不得低于其客户资金的5%。低于该比例的，应当停止接受新的代理委托，并按规定期限补充资金。逾期仍未达到规定比例的，期货交易所有权停止其业务活动。
第四十二条 （变更及终止的批准）
期货经纪机构变更法定代表人、经营范围，以及停业或者破产，应当向监管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办理有关手续。

第六章 结算机构
第四十三条 （结算机构的定义）
结算机构是指办理期货交易结算、期货合约标的物交割以及管理保证金、风险基金等业务，以保障期货交易顺利进行、期货合约切实履行的机构。
第四十四条 （结算机构的设立）
结算机构可以是隶属于期货交易所的结算部或者结算中心，也可以是由期货交易所、会员以及金融机构出资设立的独立的结算公司。
第四十五条 （交易帐户的结算）
会员必须在结算机构设立交易帐户。
在期货交易所内发生的所有交易和交割，必须由结算机构统一进行结算。
第四十六条 （结算监督与履约监督）
结算机构承担期货交易的结算监督和期货合约的履约监督责任。
结算机构应当按照期货交易所规定的数额，向会员收取保证金。
第四十七条 （对违反结算规则的处置）
结算机构对违反结算规则的会员，有权要求期货交易所停止其进场交易。
第四十八条 （风险基金的扣除）
由于市场的不可抗拒因素造成结算机构损失的，结算机构有权从会员的风险基金中扣除部分或者全部资金作为补偿。

第七章 交易和结算
第四十九条 （交易场所和期货合约的约束力）
期货交易必须在期货交易所内进行。
在期货交易所内成交的期货合约具有法律约束力。
第五十条 （客户的委托代理）
客户从事期货交易，必须委托会员或者期货经纪机构代理。
第五十一条 （代理和自营）
会员、期货经纪机构经批准兼营期货交易代理业务或者自营业务的，必须分别设立代理交易帐户和自营交易帐户。
会员或者期货经纪机构的代理业务和自营业务，必须分别由本机构中不同的业务部门办理。
第五十二条 （代理业务的优先）
兼营期货交易代理业务和自营业务的会员或者期货经纪机构，必须优先执行客户委托代理交易的指令。
第五十三条 （代理业务的委托形式）
会员或者期货经纪机构从事委托代理业务时，只能接受具体的委托指令，不得接受全权委托。
第五十四条 （期货交易的方式和原则）
期货交易采用自由报价和集中竞价的方式。
期货交易按照价格优先和时间优先的原则成交。
第五十五条 （期货交易的持仓限额）
期货交易实行持仓限额制度。期货交易所对超出限额的持仓量，有权采取强制平仓措施。
第五十六条 （交易价格的限制）
期货交易实行交易价格涨、跌停板制度。
期货交易所可以根据交易行情变化，确定或者调整交易价格的最大波动限额。
第五十七条 （每日结算制度）
期货交易实行每日结算制度。结算机构对每1交易日的全部交易帐目必须在下1交易日开盘前结清，并将结算情况通知期货交易所及其会员。
会员的保证金不足规定数额的，应当予以补充。未补足的，期货交易所有权采取强制平仓措施。
第五十八条 （交易行情的公布）
期货交易所应当将每1交易日的交易行情及时向社会公布。

第八章 交 割
第五十九条 （交割的时限）
进入交割月份的期货合约，在最后交易日未对冲或者平仓的，必须进行实物交割。
第六十条 （交割的方式）
交割采用票据交换方式进行。期货合约的卖出方须提交期货合约标的物的仓单、发票；买入方须提交付款凭证。交割的具体办法由期货交易所规定。
交割工作应当在结算机构的监督下完成。
第六十一条 （交割商品的等级）
交割时提交的仓单所代表的商品等级，必须符合期货交易所确定的品质标准；允许以替代品质进行交割的，实行升、贴水计价。
第六十二条 （定点仓库）
期货交易所应当确认或者设置定点仓库，为交割提供仓储、开单等服务。
定点仓库对由其所开具的仓单负有即时兑现的责任。

第九章 争议的处理
第六十三条 （仲裁）
会员之间，会员、期货经纪机构、客户之间，或者会员、期货交易所之间在期货交易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协商无效的，可以依法提请仲裁机构仲裁。
提请仲裁的各方当事人应当达成仲裁协议，并向仲裁机构提出书面申请。
第六十四条 （诉讼）
发生期货交易争议时，各方当事人未能达成仲裁协议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六十五条 （与争议有关的处置措施）
为了保障期货交易的正常进行，在争议得到解决之前，期货交易所和监管部门有权采取有利于维护期货市场秩序的处置措施。

第十章 监管和处罚
第六十六条 （监督和管理）
监管部门依据本规定，对期货交易所、会员、期货经纪机构、结算机构的业务活动进行监督和管理。
期货交易所、结算机构依据本规定和期货交易所章程、期货交易规则，对会员、期货经纪机构的业务活动进行监督和管理。
第六十七条 （对期货交易所的行政处罚）
监管部门对管理不力、交易秩序混乱的期货交易所，可以责令其改正，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六十八条 （对会员、期货经纪机构、结算机构的处罚）
监管部门对有违法、违规行为的会员、期货经纪机构和结算机构，可以责令其改正，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六十九条 （对从业人员的处理）
监管部门对有违法、违规行为的期货交易所、会员、期货经纪机构、结算机构的工作人员，有权要求其所在单位或者机构予以撤换、开除。
第七十条 （赔偿责任）
期货交易所、会员、期货经纪机构、结算机构因违法、违规或者其他不正当行为而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
第七十一条 （刑事责任）
期货交易所、会员、期货经纪机构、结算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营私舞弊或者诈骗公、私财物，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七十二条 （对擅自从事期货业务的处理）
未经审核、批准和登记注册，擅自从事期货业务的机构或者个人，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理。

第十一章 附 则
第七十三条 （期货行业协会）
期货交易所、会员、期货经纪机构、结算机构及其他有关机构可以组织期货行业协会。期货行业协会是实行自律性管理的社会团体。
第七十四条 （对原有规则、制度的规范）
自本规定发布之日起6个月内，各期货交易所、会员、期货经纪机构、结算机构均应当根据本规定规范其各项规则和制度。
第七十五条 （应用解释部门）
本规定的具体应用问题，由上海市计划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七十六条 （实施日期）
本规定自1995年1月1日起施行。本市过去有关期货市场管理的规定与本规定有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1994年12月5日
王福华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 教授




关键词: 司法审查/宪法司法化/宪法私法化/民事诉讼
内容提要: 解决与宪法相关的争议，有宪法司法化和宪法私法化两种途径。宪法司法化以维护国家司法统一为目的，以宣告法律是否违宪为手段；宪法私法化则以民事权益的保护为宗旨，以通过民事诉讼实现民事权利的生成为内容。在中国现有宪法框架下，以宪法基本权利条款来解释、修正或者创造民法，是在民事纠纷中弥补法律漏洞的更好方法。宪法私法化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对于解决新型民事纠纷、创制具体的民事权利有着重要意义。


　 在司法实践中，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有相当一部分长期处于“睡眠”或“半睡眠”状态，公民的受教育权利就是这样一种在宪法上有明文规定而又没有具体化为有可操作性和具备救济功能的宪法基本权利。一年前，最高司法机关对公民因宪法权利受到侵害而产生纠纷的法律适用问题作出了司法解释，引起法学界的争鸣，不少学者乐观地认为该案的审理开创了宪法权利司法化的先河，实现了宪法与公民民事责任的“对接”；（注：2001年8月23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全国首例教育侵权案作出终审判决，该判决直接的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请示，于2001年8月13日作出（2001）法释25号《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害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其实，在我国最早以法律确认宪法司法化的条文，却是民事诉讼法中关于认定选民资格案件的规定，但遗憾的是因为这一程序的应用并不常见，因而民事诉讼中牵涉的宪法问题就被人们忽视或者误解了。）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仅在民事审判中援引宪法规范判案并不等于宪法司法化，该批复解决的核心问题不过是如何在民事诉讼中将宪法基本权利与具体的民事权利相衔接的问题，确定的是公民的宪法权利通过诉讼程序获得保障和救济的可能性。本文试图从这一批复所引发的理论问题出发，在程序法的层面上重新认识宪法与民事诉讼法之间的关系。并希望通过这一问题的讨论，进一步促进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对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保护，从而使宪法规范在确认和扩充民事权利方面有更大的作为。

　 一、宪法司法化与私法化：宪法与民事诉讼程序关系的基本模式

　 （一）宪法司法化、私法化与诉讼程序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8月13日作出了《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害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貌似宪法司法化，但却不能涵盖宪法司法化的全部含义。因为这一批复只是对教育权具有可诉性和民事保护的可能性给予了确认，并未就法律之间的冲突、法律有无效力等问题作出判断，因而，简单地称之为宪法司法化会误导社会大众。更确切地说，我们不能过于乐观地把这一司法解释作为宪法司法化的开端。当然，由最高人民法院解释宪法的做法还是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解释宪法，避免适用违宪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地方性法规，有利于保护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和自由，这并不是对民主原则的违反和对审判权限的超越。

　 作为宪法司法化典型代表的司法审查制度有三种模式，即美国普通法院制、法国宪法委员会制和奥地利宪法法院制。在采纳普通法院进行司法审查体制的国家，其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都存在着宪法司法化的契机，但在民事诉讼中却未必如此。司法审查的目的在于给受到行政机关侵害的公民以救济，因而法官总少不了适用宪法，因为大量的行政权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都是行政机关违反宪法和法律而导致的。这样，在公民宪法基本权利受到行政行为的侵害时，当事人有权要求法院对抽象的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这时宪法是法院审查行政机关行为合法与否的依据。刑事诉讼同宪法的联系同样紧密，西方国家的刑事诉讼甚至被誉为同宪法联系最为紧密的部门法，其刑事诉讼实践成为推动宪法发展的源动力之一（如美国刑事诉讼中的“米兰达”规则，最终成为其宪法修正案的组成部分）。因为面临着诉讼中处于优势地位的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明显处于劣势地位，为此，各国都能够注意在刑事诉讼中对公民的宪法权利给予充分的保护。但是在民事诉讼中出现为宪法保护而不为民事法律保护的民事权益的情况却非常罕见。因为从宪法的功能定位来看，制定宪法主要是为了控制政府权力，保护公民的民事权益是宪法第二位的任务，而且从各国的法律体系及内容来看，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没有被普通法律保护的情形是极其个别的。即便在民事诉讼中适用宪法裁判案件，也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宪法司法化，因为法院只不过是在民事诉讼中以宪法基本权利条款来解释、修正或者创造民事权利，以弥补民事法律中的漏洞。

　 宪法权利虽然在我国不具有可诉性，但如果因宪法中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受到侵犯，它可以被转化为普通的民事诉讼，适用部门法来获得解决。但宪法制度上的缺失阻却了宪法规范在当前民事诉讼程序中的适用，在我国宪法立法和理论中，均未确认宪法诉愿或宪法诉权的制度，（注：宪法诉愿，也称宪法诉权或宪法控诉权，是宪法权利主体所享有的对宪法基本权利实行救济的基本权能，亦即“请求保护宪法权利诉讼”（Amparo），这一术语源出于拉丁语ante—pararc，其基本语意即为“保护”。）因而当事人发生带有宪法因素的民事争议时，不能基于宪法纠纷的事实向法院起诉要求裁判并且要求法院就宪法争议作出裁判。宪法诉愿是宪法司法化的前提，而我国目前的宪法体制决定了当事人尚不能享有这一权能。宪法诉愿的确立，特别是实现宪法司法化，在我国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法院即使认为某一法律违宪，但在现有的宪法体制下，也不能实施司法审查权。但这并不应该称为阻碍、排除法院，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在诉讼中严格地对宪法进行解释的权利。惟有如此，方可实现宪法规范的直接适用性和规范力，在宪法规范与现实之间架设沟通的桥梁。

　 （二）宪法诉讼与民事诉讼的连接方式

　 由于侵犯宪法基本权利的性质较为特殊，故各国在立法中往往确定由特定的机构适用特定的程序来审理，以充分、迅速、权威地保障宪法基本权利。但在宪法诉讼的运作方面，两大法系却存在明显的分野。

　 1．寓宪法诉讼于民事诉讼之中，采纳民事附带宪法诉讼方式的美国模式。美国是典型的“分散型”（decentralized）司法审查模式，即其司法审查权属于一切法院，而没有将其集中于一个特别设立的宪法法院或最高法院。美国的民事诉讼程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宪法特征，其宪法与诉讼程序的连接点有两个：其一，如果民事程序法与宪法原则抵触，则违反程序保障的程序法法规无效；其二，在审理民事案件或刑事案件时，如果涉及有关法规违宪，法院必须在对具体案件的判决中将违宪法规作为附带（incidental）问题宣告无效。法官在大量的宪法诉讼案件中对宪法作出解释，如1936年美国联邦法院在詹姆斯诉联邦案中的法律意见书中指出，对宪法不能作任何狭义和迂腐的解释。宪法文字是概括性的，其全部和真实含义常常只有考虑随时间而变化的全部事实才能确定。[1]美国虽然无宪法诉权和民事诉权理论，但其立法不但明确、具体，而且充满了技术性。其宪法第3条规定：一个案件或争议可以由联邦法院进行判决的条件是：（1）它必须涉及真正相争或对抗的当事人，（2）必须存在一项起源于法定事实情形的可被承认的合法利益，且（3）争议的问题必须是可以通过运用司法权力加以解决的。[2]

　 2．以统一宪法诉讼为核心，宪法诉讼与民事诉讼相分离的模式。如德国的普通法院对于违反宪法问题就无权审理，普通法院在其民事诉讼等程序中也实行司法消极主义，法官不能超越宪法为裁判，而是由宪法法院采纳“统一型”的司法审查模式进行审理。但是，宪法法院即使对某一法律作出认定违宪的裁判也不能代替立法机关对此进行立法。宪法诉讼的启动通常有两种途径：一是主攻击（principaliter），即直接向宪法法院起诉，但仅1949年《基本法》规定的组织方有提起这种诉讼的资格；二是附带攻击（incidenter），在这种情形下正在进行的其他程序必须中止，待宪法问题解决之后方可继续审理与其相关的普通民事案件。当然，采取这一模式的国家，其普通法院可以通过解释法律来实现宪法的私法化。普遍的做法是：当出现对法律未规定的事件进行审理并为裁判时，法官有权在现行法的框架内，在类推、扩张解释的基础上进行裁判。

　 （三）宪法司法化与宪法私法化的区分

　 作为宪法基本权利的救济手段，宪法诉愿既可以在宪法诉讼中行使，也可以在民事诉讼或刑事诉讼中行使。我们可以将前者称为“宪法司法化”，将后者称为“宪法私法化”。遗憾的是，在包括最高人民法院《批复》在内的诉讼实践中，人们将宪法的司法化与宪法的私法化相提并论，甚至混同了。这两个范畴之所以轻易地被审判实务界和理论界混淆，除了两者之于我国乃新生事物，人们往往望文生义的原因外，它们还确实存在着一些共同特征。首先，两者都是采纳了诉讼方式来获得解决，具有程序法的属性，即通过程序的展开、对话来获得解决。当然，宪法诉讼和普通的诉讼程序不仅仅是纯粹的形式，而是各种矛盾的交汇点和国家政策的结合处。从外国宪法诉讼的规定来看，其在诸多诉讼规则方面与民事诉讼是相通的，如当事人能力等。其次，两类案件都不同程度地具备了宪法因素的争议，往往需要在民事诉讼中通过审判权裁判这些具备宪法争议因素的民事案件，以期能够为社会中的利益冲突提供和平而理性的解决途径。再次，两者针对的都是具体的争议，而不是抽象的争议，受到公权利侵害的个人的基本权利，必须是直接的、具体的事实，但法院绝对不能脱离具体事件抽象地对此进行审查。

　 但是，宪法的司法化与宪法的私法化又是有严格界限的，宪法诉讼与民事诉讼毕竟属于不同的程序，所以在这两个环境中运作的宪法诉愿也具有不同的表现方式。或者说它们各有自己区别于对方的表征：首先，两者的诉讼标的不同。就诉讼的相对方来讲，宪法司法化或者说宪法诉讼中受到司法审查的是国家的行为，即针对侵害公民基本权利和详尽基本权利的公权利，显然要比引起行政诉愿的原因广泛得多，同样比刑事的和民事的诉讼概念广泛，其诉讼标的更具有根本性质。[3]如奥地利的宪法诉讼制度（Beschwerde）规定，当宪法所保障的权利被联邦或地方行政行为侵犯时，个人才可向宪法法院起诉，由法院判决宣告该行为是否有效；而宪法的私法化虽然也通过诉讼形式来实现，但是其保护的对象最终必然是民事实体权利。其次，就裁判形式来讲，宪法司法化侧重诉讼中强调法官通过甄别不合宪的法律、法规，并确定其效力层次，宣布某些法规无效，以否定或肯定的裁判形式来确定，而宪法私法化则通过法官对在具体案件适用宪法规范或解释宪法规范，推进宪政以及公民权利的扩展。再次，两者的目的不同。宪法司法化的终极目的是实现、增进法制统一，防止国家权利任意侵害公民基本权利；而宪法私法化的目的则在于加强、充实对民事权益的保护。最后，两者的启动程序不同。启动宪法诉讼，实现宪法司法化的前提条件是穷尽所有救济手段，即在行政的、诉讼的手段用尽之后依然不能消除这种侵害时，公民方可启动宪法诉讼来寻求司法救济。宪法诉讼在原则上具有补充性，即在一般的救济和攻击方式不能奏效时，才可提起宪法诉讼。例如德国立法规定：只有在情况紧急时，德国宪法法院有权在作出终审判决之前，基于宪法诉讼，提供临时救济（provisional remedies）。而宪法私法化的途径则是民事诉讼，与普通的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别无二致，只是在诉讼中通过解释法律，来实现私法规范与宪法规范之间的契合。

　 二、宪法私法化在我国

　 既然在现有宪法框架下，我国普通法院尚不能行使司法审查权，真正的宪法司法化也就不具备其运作的制度基础。然而，这并不能否定在我国现行体制下实现宪法私法化的现实可能性和必要性。

　 （一）宪法私法化的制度基础

　 司法最终解决的原则是宪法诉愿能够进入司法程序的制度基础。牵涉到宪法基本权利的争议，大多是复杂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通过法院严格解释宪法规范和基本法规范而作出判决，可以使当事人的思维趋于理性化，即使败诉他们也不至于采取极端行动。宪法私法化这种对包含宪法争议的民事纠纷得到“正当化”的处理，是其它解纷方式尤其是行政方法所不能比拟的。所以，通过将尽可能多的适宜用司法方式处理的纠纷处理权赋予法院，能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司法程序中法律利益分配机制是宪法诉愿的运作条件。民事诉讼法就是通过具体的程序规则民事权利的实现，如何从宪法的角度来讨论诉讼法的功能、目的，是拓宽民事诉讼作用范围、扩大民事诉讼功能的现实需要。法院不只是纠纷解决的机构，还应当成为确认行为规则的机构。我们可以将民事诉讼中的“确认规则”行为理解为法官对民事权利的创制，即促进实体权利的形成。国家的立法活动是对利益的第一次分配，而通过法的实施对利益进行第二次分配。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是一个整体的、组合的概念，它可以被分解为若干个单项的权利，法院可以针对权利损害的情况作出具体的判决。实际上，司法解释是法官审理具体案件时，在适用法律衡量案件事实和法律尺度过程中对法律含义所作出的一种阐释。[4]法院在行使裁判权的过程中事实上也是在严格地解释宪法，法官是在运用他对宪法条文含义理解的基础上，来审视、论证具体的民事规范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关联程度。最高人民法院去年作出的《批复》，使得受教育权从一个抽象的、一般性的权利成为具体的民事权利。地方各级法院可以据此司法解释对相关案件进行裁判。

　 法官的法律解释权是宪法诉愿的基本保障。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市民越来越多地通过诉讼改变国家对维护市民利益不利的政策，由此出现了以改变现行不合理的法律规定为目的的“政策志向型诉讼”（即以建立一种新的政策或制度为目的或虽无此目的但诉讼结果将达此目的的诉讼）。在法律无具体规定的情况下提起的诉讼，或法律虽有规定但却相对落后和不合理的情况下，当事人的起诉意在改变现行法律，在这样的诉讼中法官面对诸种新情况，不能再机械地适用法律。法官不是适用法律的工具，而是法律的创造者。[5]可以说，法官造法的机制源出于诉之利益理论，所创制的具体民事权利是通过针对具体人的行为或事件，通过对宪法或制定法的解释及创设新判例等积极方式来肯定某项社会政策。通过解释宪法过于原则性的规范，使其具有明确的指导性，进而影响和参与国家、社会宏观事务的决策。由于宪法确认了抽象的、原则性的基本民事权利，因而在一般情况下，社会主体通过日常民事交往即可实现实体法确认的民事权利，只有一少部分民事冲突才通过诉讼途径，由法院以判决的方式使权利得到维护。但在这一部分诉讼中，通过法官的法律解释，使宪法权利具体化，进而使民事权利明晰化，使其成为生活准则的功能更加突出。如在日本，环境权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法官解释法律的结果。

（二）宪法私法化在我国

　 在诉讼实践中适用宪法，对于实现国家法制的统一，协调各个部门法之间的关系，弥补法律漏洞，是非常必要的。相反，如果宪法规定的标准可以被其他法律、法规任意侵犯和剥夺，宪法就无最高法律标准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