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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锦衣卫内幕：谁在逼朱元璋残酷斩杀功臣

熊利民


　　胡惟庸，在明朝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个不能回避的名字。在论述中国官制的汗牛充栋的论文中大家经常可以看到：朱元璋一手炮制的“胡党”谋逆大案，使得丞相这个古老的官名在历史长河中彻底消失，也使皇权统治在明朝达到了顶峰。
　　顶着“造反”罪名而死的胡惟庸，细数起来，其实也蛮可怜的。
　　胡惟庸和李善长是同乡，他在反元建明斗争中没有留下过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事迹，在洪武三年进入中书省担任参知政事以前，当过知县、通判等小官，最高做到太常寺卿，只是个分管礼仪祭祀的清水衙门的长官而已。从清水衙门进入政务中枢，胡惟庸的飞跃速度简直像是坐上了直升飞机，而带他飞上天的人，正是他的老同乡李善长。
　　洪武三年过半的时候，李善长身体很不好，不得不在家病休，而此时的中书省大权都掌握在杨宪的手里。杨宪可不是淮人，而且还是检校的成员，作为淮人首领的李善长不能不为自己身后的小集团利益打算。大概李善长也从什么地方知道了朱元璋和刘基论相的事情，在痛恨刘基的同时，也了解到皇帝看好胡惟庸。正好胡惟庸是自己的老乡淮西人，于是李善长就向朱元璋上书保举，一来迎逢圣意，二来也能将淮人继续安插在政府最高机关里，可谓是一举两得。
　　洪武四年正月，李善长正式离开中书省，汪广洋升到右丞相的高位，胡惟庸则接替了汪某原本中书左丞的职位。史书上说胡惟庸在杨宪死后，“以曲谨当上意”，因此“宠遇日盛”，从此更加不把汪广洋放在眼里。
　　若说李善长是淮西集团的首领，那么胡惟庸就是这个把持朝政的小集团的第二把手。李善长本人虽然离开了宰相位置，但在朝堂上的影响力没有丝毫减退，各个部门的头头脑脑大多是他的旧部，要想搞好朝政，就必须和李善长搞好关系。胡惟庸本身就是淮人，他又一力结交李善长，相比之下，汪广洋这个非淮西集团出身的右丞相实在不好开展工作，也难怪他只能“无所建白”了。
　　胡惟庸可不打算放过汪广洋，胡惟庸和杨宪一样，一门心思要爬到权力顶峰，成为中书省的宰相第一人。杨宪被干掉以后，胡惟庸前面的绊脚石就只剩下汪广洋一个人而已，又岂能轻易放过？不过汪广洋的错处可不好找，此公小心谨慎，对于大小政务从不擅专，简直就是“尸位素餐”这个成语的最好体现。然而就在胡惟庸郁闷没招的时候，朱元璋却替他解决了这个难办的问题。
　　朱元璋也实在忍受不了汪广洋的碌碌无为，叫你压制杨宪，你反而被赶出京师，叫你主持政务，你把活儿都推给胡惟庸，我还用你干什么？——洪武六年(1373年)正月，朱元璋以“无所建白”的理由罢免了汪广洋右丞相的职务，让他去遥远的广东行省当参政，转而让胡惟庸以中书左丞的职务把中书省的工作全都名正言顺地抓起来。这回汪广洋以为真正离开权力中心，可以保全性命了，但朱元璋并不准备让他如此逍遥，过了没多久，就又把他召回朝廷，让他做了左御史大夫。让这么懦弱的人当监察部门的最高负责人，对于炙手可热的胡惟庸来说，正是皇帝对他信重的表现。果然，汪广洋在左御史大夫任上和他以前在中书省毫无区别，一无建树，丝毫没有影响到胡惟庸的相权。
　　且说汪广洋被派往广东后没过多久，胡惟庸的侄女与李善长的侄子就商定婚姻，结为了夫妻，这样一来，胡、李二人就变成了间接的儿女亲家。有了这层亲戚关系，胡惟庸俨然已成了李善长在朝堂上的代言人，支使起李老大人在朝的旧部来如臂使指，顺手顺心。大概也因为这层姻亲关系，使得胡惟庸和朱元璋的关系也更加密切，洪武六年七月，胡惟庸升为中书右丞相，实至名归地主持中书省的政务。此时的中书省，自从李善长退休以后，左丞相的位置一直空缺着，而徐达虽然一直兼着右丞相的头衔，但他为人谨慎，加上常年带兵在外，政务方面是一点也不可肯沾，就这样，胡惟庸这个新的右丞相就变成了独相。
　　死了杨宪，走了汪广洋，又和李善长结了亲家，胡惟庸可谓是志得意满。随着权势的增大，此公日益纵横跋扈，对于胆敢挑战他权威的人是一个也不放过。
　　胡惟庸第一个要对付的人，就是已经退休在家的刘基。朱元璋和刘基论相的对话，本来应该是极为机密的，但不知怎么回事，竟然弄到举朝皆知的地步——日后等到胡惟庸案发后，才有人想到可能是皇帝派检校故意传出的消息——别说刘基本就是淮西派的对头，单只这次论相，就足以使胡惟庸对刘基深恶痛绝了。
　　刘基自从洪武四年告老还乡以后，就一直安养在老家浙江青田，他深知检校无处不在，而朱元璋猜忌之心更从无休止，为了证明自己完全放弃朝廷之事，他从来不见当地官员。有一次，青田知县以布衣身份去见他，和他相谈甚欢，分别之时说自己是青田知县，对先生仰慕已久才来拜会，刘基一听马上下跪，口称小民，并从此再不见客，其幽居如是——可饶是他这么小心谨慎，但却仍没办法跳出混浊世事。
　　浙江和福建交界处有一个叫谈洋的地方，这地方离刘基的家乡不远，他不愿意这里不服王化，一向被盐枭所占据，就向朱元璋奏请设立巡检司进行管辖。盐枭不服，聚众作乱，刘基派大儿子刘琏将写清这件事情原委的奏章带到京师，没有经过中书省，而是直接送到了朱元璋的手里。刘基是聪明人，他知道胡惟庸和自己一向不对付，如果通过正常渠道，朱元璋很有可能看不到这份奏章——中书省有权在皇帝之前先拆看大臣的奏章，如果落到胡惟庸手里，这份文件肯定会被截留在中书省内。刘琏此时还没有功名，只是一介平头百姓，他只身来到南京城，怎么能把奏章交到皇帝的手里呢？大概是刘基过去认识的检校从中帮的忙吧。
　　然而胡惟庸马上知道了这件事——也不知哪位检校的功劳。绕过中书省直接向皇帝上书，这件事对于新官上任的中书执掌人来说，实在是太丢脸了，于是新仇旧怨一齐涌上胡惟庸的心头。胡惟庸立刻指使刑部尚书吴云上书弹劾刘基：“刘基曾经说谈洋这个地方有王气，他看中了，想死后把墓建在这里，当地百姓不肯让地，这才请求朝廷设立巡检司驱逐百姓，好拿到这块好地方。”——说看中一个地方有王气而把墓建在那里，这是封建时代对一个臣子最大的诬陷方法之一，王气只能皇帝本人有，做臣子的图谋这个就是要造反啊。古人迷信得很，祖宗坟地建在哪里是会影响子孙后代的大事，而王气这种东西来无影去无踪，却是诛心之论——你刘基不是以能掐会算出名吗？我们就用你拿手的法宝来坑你，况且这种玄而又玄的东西你还真不好辩解。
　　朱元璋不愧为一代雄主，他虽然也敬天祭天，但并非一个绝对迷信的人，当年李善长之所以能得到他的信重，不是因为说自己的老家和汉高祖刘邦的老家离得近所以有王者之气，而是李善长利用刘邦的故事激励了自己的缘故。因此朱元璋看到奏章后并没有如胡惟庸所愿的那样按造反罪逮捕刘基，当然，这种事情也不可能完全无视，于是象征性地处以了夺俸的处罚。但刘基在老家却坐不住了，他不顾老病之躯，千里迢迢赶到南京城，向朱元璋当面谢罪。
　　这一下羊入虎口。
刘基进京之后就病倒了，这一病经年，而胡惟庸并没有忘记他，也不会就此放过他。据说胡惟庸曾派医生到刘基那里去看病，刘基吃了医生开的药，“有物积腹中如拳石”，反而导致病势加重。到洪武八年三月的时候，这位能掐会算的刘伯温先生已经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朱元璋派人护送他返乡，当年四月，他就死在了自己的家乡。
　　这一番争斗，朱元璋只在一旁看着，胡惟庸上蹿下跳的表演在他眼里和小丑没什么两样。此时的朱元璋，心里已经渐渐有了改组中书省、废除宰相制度的想法，但如此大动作非得有人祭血才行。胡惟庸做中书右丞相以后，收受贿赂、任意处分官员、截留奏章都是有的，但靠这些把柄来定他的罪，分量还嫌不够。
　　虽然也有人弹劾胡惟庸，但朱元璋不但不去追究，反而将这样的官员交给胡惟庸自己处理——朱元璋亲点的状元吴伯宗时任礼部员外郎，举朝逢迎胡惟庸的时候，他头脑十分清醒，始终不肯阿附，不仅如此，还向朱元璋上疏告发胡惟庸的种种不法行为。胡惟庸一怒之下把他贬了官，差点没把他整死。
　　到了洪武九年(1376年)的时候，胡惟庸在右丞相的位置上已经坐了三年。而朱元璋仿佛是为了让他更好地专权似的，这一年，中央政府撤消了中书省编制中的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这两个职位——平章政事就是副宰相，虽说多年空缺，位置此前可一直没有废除。同时，在地方上废除了元朝实行的行中书省制度，改由承宣布政使司担任地方行政长官，直接向中书省负责。本来在中书省的编制中，左、右丞相最高，其下分别为平章政事，左、右丞和参知政事，如今废除了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的职位，中书省只剩下了左、右丞相和左、右丞的编制，其下虽然增设了几个和地方布政使司相联系的位置，但不过是辅助丞相而已。这一来，胡惟庸在中书省，进而在整个大明朝，都可以说是获得了真正一言九鼎的权力。
　　仿佛是故意拉拢淮西派官僚似的，朱元璋也并没有忘记已经退休的首功之臣李善长——他把自己的女儿临安公主嫁给了李善长的儿子李祺，两人从此结成儿女亲家。为了给儿子办喜事，李善长喜洋洋地来到了南京城，这时候，沉寂多年的汪广洋突然跳了出来。
　　要说汪广洋此人在明朝初年担任地方官时还是颇有政绩的，对他的评价也不低——“廉明持重”。但不知怎么回事，每当他在中央任职时，就完全看不出当地方官时的智慧，从最早被杨宪排挤，到后来受胡惟庸的气，他都没有任何反击的意思，一直都老老实实的任人宰割。他这个左御史大夫，本来有着监察百官的权利，但他这几年似乎完全忘了自己还有这种权利似的，由得胡惟庸结纳百官、专横跋扈。但泥人也有土性子，到了洪武九年，临安公主和李祺完婚后，汪广洋突然发飙，他联合御史大夫陈宁上疏进言：“李善长恃宠而骄，十分放肆，陛下前些日子生病，有近十天没有临朝视事，他却不问候一下陛下的病情。驸马都尉李祺有六天不上朝，把他召到大殿，他也不肯谢罪，这是对陛下的大不敬。”——竟然直接把矛头对向了胡惟庸的总后台，朝中人人皆知的皇帝的大功臣、韩国公李善长。
　　真不知道汪广洋是怎么想的，按说这些年胡惟庸贪赃枉法的事情其实不少，他身为御史大夫，又和胡惟庸不对付，应该握有不少过硬的证据，找好时机一举将胡惟庸赶下台才是正事。结果他竟然以皇帝生病时李善长没有问候、驸马六天不上朝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跳过胡惟庸，直接去挑战李善长！或者，他是在用这种小事试探朱元璋对于李善长的态度吧。
　　其实朱元璋等这样的奏章很久了，奏章的形式是对的——弹劾功臣，但内容却实在不足以论罪——里边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如果因为这种事降罪于亲家，那也实在太说不过去了。不过在朱元璋眼里，好歹这回汪广洋总算是开窍了。
　　于是，李善长被扣去年薪一千八百石以示惩戒。不过，没几天又给他兼上“总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同议军国大事、督圜丘工”的差使，这几项的薪水加起来，比起被扣掉的年薪只多不少，更何况所谓“总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同议军国大事”，虽然不是宰相，但将国朝三大中枢机关一网打尽，党政军一手抓，根本就是荣宠到了极点……这一下任谁也看得出来，皇帝对于李善长的信重没有丝毫褪色，那些本来想跟着汪广洋后边跃跃欲试的人们立刻就沉默下来。
　　当然也不能凉了敢于告发功臣不法行径的汪广洋的心，转过年来的洪武十年(1377年)，汪广洋再次进入中书省，升任中书右丞相。然而这次升官才真正寒了汪广洋的心——这个右丞相的位子是胡惟庸腾出来的，胡惟庸在当年正式被任命为大明朝最高行政长官的职务——中书左丞相。昔日自己的辅佐官，现在爬上去当自己的顶头上司，这回汪广洋彻底死心，再也不敢搞任何触怒胡惟庸或李善长的花样了。
　　胡惟庸终于位极人臣，而朱元璋的网也渐渐开始收紧。
洪武十年六月，朱元璋对着以胡惟庸为首的大明朝新政府领导班子训话：“凡是清明的朝廷，都是上下相通，耳目相连；凡是昏暗的朝廷，都是上下隔绝，聪明内蔽。国家能否大治，其实和这点有很大的关系。我经常担心下情不能上达，因此不能知道治政的得失，所以要广开言路，以求直言。”听到这话的新任中书左丞相胡惟庸还以为这只是每个开国皇帝的老生常谈而已，他并不在意，反正再怎么上下相通，广开言路，所有的表章奏疏中书省都是有权先过目的。
　　然而到了七月，一个大棒突然打到他的头上——通政使司正式宣告成立。这是朱元璋新创立的一个部门，所谓通政，乃是朱元璋将政务比作水，认为水需要流通才好，所以起名为通政使司。这个通政使司最重要的职能是“凡在外之题本、奏本，在京之奏本，并受之，于早朝汇而进之。”——所有的奏章必须先经过这个通政使司收纳整理，再转交相关职能部门。
　　这个新的通政使司的横空出世，正是朱元璋开始在制度上削弱相权的开始。明承元制，所有奏章都先进中书省，一般的小事就由中书省直接处理了——宰相给出意见后发往吏、户、礼、兵、刑、工这六部以及大都督府和御史台等各相关职能部门，若是大事，再呈给皇帝裁决。与此同时，所有奏章都不能直接呈给皇帝，什么东西能让皇帝看到什么东西不能让皇帝看到，都由中书省来决定。这，就是宰相制度最大的权力所在，也是朱元璋最不能容忍这个制度存在的根本原因。
　　通政使司的成立，宣告了朱元璋改变旧有制度的决心，给胡惟庸当头浇了一盆冷水。胡惟庸不是笨蛋，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他逐渐意识到了朱元璋不会允许宰相再有以往的大权。先前废除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原来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给设立通政使司铺路，这下将最能谋私的“奏事不许隔越中书”的老规矩改了，以后自己的日子怕是不好过了……
　　制度虽然改变，但旧的习惯一时很难完全扭转，何况虽然成立了通政使司，但宰相制度并没有消失。通政使司收上来的奏章还是要送到中书省，由丞相大人决断，朱元璋要想知道朝臣们的奏章都写了些什么，最终还是得依靠检校。
　　通政使司在最初成立的时间里基本上是作为中书省的秘书处存在的。朱元璋当然不能容忍这种情况，他在洪武十一年(1378年)跟六部的人说：“做皇帝的人深居独处，能明见万里，主要是由于他兼听广览，了解民情。胡元之世，政令都出于中书省，凡事必先关报中书，然后才奏闻给皇帝，元朝又多昏君，所以民情不通，以至大乱。这是我们要深以为诫的。”于是下诏，诸司奏事勿关白中书省，直接奏报皇帝。
　　这一下对于宰相权力来说是致命的打击，从根本上动摇了宰相专权的基础。胡惟庸之所以能够打压众臣，剔除异己，靠的就是旧制“奏事不许隔越中书”，这个制度方便他扣压奏章，欺下瞒上。六部长官本来有事情都是通过中书省和皇帝联系，但这个诏书使六部直接和朱元璋联系上了，若果真如此，则宰相的权力就会被完全架空。
　　扳倒那么多敌人，好不容易从建国初年的地方小官爬到国家最高行政长官的位置上，还没怎么好好享受呢，就眼睁睁地被皇帝一点一点削弱手中的权力，这是胡惟庸所不能接受的。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起而争之，反正都是个死，干脆铤而走险。
于是，胡惟庸开始策划谋逆，到了洪武十三年(1380年)，他觉得时机成熟，准备行动了——
　　洪武十三年夏天，胡惟庸向朱元璋汇报：“臣的家里出现了醴泉，此乃祥瑞之兆，希望陛下驾临臣的家中观赏。”所谓“醴泉”，乃是说泉水清香馥郁，如同好酒一般，胡惟庸说他家里中有一口井，井水突然变化，涌出的全是美酒。
　　闻听此事，朱元璋大感好奇，于是就在五月初二日从西华门摆驾出宫，前往胡府。然而皇帝的车队走了没有多远，突然看见一个人从道路旁边直冲出来，拦住了御驾。卫士们害怕此人是刺客，急忙冲上前去将其围住，拳打脚踢。然而这个人一手扳着马车，一手直指胡府，满脸是血也不肯松手。朱元璋觉得奇怪，仔细一看，原来此人是西华门内使，一个名叫云奇的宦官。
　　朱元璋让人把云奇架到自己面前来详加询问，可惜这个时候云奇已经被打得奄奄一息，说不出话来了。朱元璋见云奇一直指着胡府，料想此事必定与胡惟庸有关，于是转身返回西华门，登上门楼远远望去。
　　胡府距离西华门并不遥远，登高而望，亭台楼阁尽收眼底。不望还好，这一望可把朱元璋吓了一大跳，只见胡府中有很多披坚执锐的武士，全都埋伏在走廊两旁和墙壁后面。
　　“胡惟庸想造反！”朱元璋急忙分派士兵前往围剿，很快就捉住了那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中书左丞相，随即将其押赴市曹正法。
　　这就是“云奇告变”的故事——而至于那位忠心耿耿的宦官云奇，据说因为伤势过重，没过多久就咽了气……
　　胡惟庸犯下的所谓“谋逆”案，是朱元璋大杀功臣的肇始，也是他收回宰相权力的最终一击。彼时我们这本书的主角——锦衣卫——还没有正式成立，朱元璋身边仍然只有从建国前就成立的秘密部队——检校。
　　关于“云奇告变”的荒唐故事，虽然也起源于明朝，但就连明朝人自己都不相信。事实上胡惟庸死的那一年，他的罪名还并不是谋反，只是“擅权枉法”而已，“谋逆”的罪名和诸多罪行都是后来才陆续加上的。在胡惟庸身死之后，他的案子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牵扯进来的人越来越多，最终，就连李善长也被拉进“胡党”，送了性命才算完事。
　　且说从洪武十一年朱元璋拿六部训话后，原来在中书省辖下的六部就此获得了越过中书省直接向皇帝汇报工作的权力，这给朝政带来了不小的混乱。一个体制里，一对一的单线管理最简单，放到大明朝就是皇帝—中书省—六部，按制度来说，六部还是属于中书省的管辖范围，六部的尚书们应该对胡惟庸负责；但按皇帝的金口玉言来说，六部可以直接给皇帝写报告。这样很多事情处理起来就比较麻烦了，你不能不告诉皇帝——皇帝他老人家说了得告诉他嘛，也不能不告诉中书省——就算皇帝批了条子，也得由中书省发布啊，横竖是绕不过中书省的。这一下变成多头管理，于是乎，六部的官员们在皇帝和宰相之间疲于奔命，难免出错，这更让朱元璋下定了废除宰相制度的决心。
最高人民法院华东分院


最高人民法院华东分院关于纠正对反革命犯的轻刑倾向的指示

1950年11月14日，最高法院华东分院

上海市人民法院：
本院审查了你院9月份28起匪特案件的判决，结合日常受理的匪特上诉案件的了解，认为你院处理匪特案件是存在着较严重的轻刑倾向，亦即“宽大无边”倾向。28件匪特案件的罪犯计124人，其中绝大多数是以反革命为目的，组织反动武装，并实行造谣、收集情报、爆炸、焚烧、抢劫、暗杀等反革命罪恶活动；同时这些罪犯中，又有不少是首恶分子，或经过宽大后，仍继续作恶的怙恶不悛分子，按其罪行，又多数均无减轻依据。核其减刑“理由”，却是各色各样，计因“坦白”减刑者14人，“犯罪无重大进展”及“无重大罪行”减刑者11人，“情节轻微”减刑者7人，获案后“立功”减刑者3人，而如“尚未构成实际之危害”，“对人民政府的认识不够”，“认识不够出于一时冲动”，“失业无聊盲目冒充”亦一律作为减刑理由，不说理由即轻判其刑的被告数达89人，如此轻刑倾向，显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7月23日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及全国司法会议确定的审判工作方针不相符合。本院研究所以发生此种轻刑倾向的原因，是由于阶级观点不明确，政策水平不够，且缺乏对政策法令的钻研精神，而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模糊的认识上：
一、对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有误解。“人民法院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武器，它对于反革命罪犯首先是镇压，离开了镇压来谈宽大是错误的，只有在区别了犯罪主从，罪恶轻重等条件之后，宽大才有它的意义”。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吴副院长在全国司法会议上作的指示，但你院并没把这一重要指示去很好的教育工作人员，从而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相反的，你院既不分析反革命分子的罪恶严重与否，又不研究犯罪者的“坦白”“立功”是出于自觉ⅶ还是由于被捕而迫于不得已ⅶ以及是否确已真诚坦白？更严重的是认为反革命分子犯罪“无重大进展”而作为减判其刑的依据，实近乎荒唐。如其坦白真诚，或立功足以赎罪，是可以减轻其刑的，但必须在清算其罪恶轻重之后，才有考虑余地。你院则重视其所谓“坦白”或“立功”而忽视其犯罪的危险性，更发展到认为犯罪者犯罪“无重大进展”而轻判其刑，无形中替反革命分子作了辩护人。如匪特×××原为军统重要干部，率领匪徒数批，携带长短枪20余支，炸药两大箱，燃烧弹10枚及电台、伪人民币等，先后两度潜沪，为首组织武装匪特，进行情报、暗杀、抢劫、爆破等反革命活动。经我驻军当场人赃并获。对这样情节重大的匪特首要分子，竟也轻描淡写的以“尚能坦白”而“特予减处”，仅判刑十五年。同样如×××等与匪特勾结，共同伪造人民币的反革命分子，既据认定罪情严重，乃至多仅处徒刑三年，轻则一年二月徒刑，这都充分表现误解了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
二、对反革命分子犯罪行为认识有错误。反革命犯罪与一般刑事犯罪是有原则区别的。毛主席曾这样指示：“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我们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人民犯了法，也要处罚，也要坐班房，也有死刑，但这是若干个别情形，和对于反动阶级当作一个阶级的专政来说，有原则的区别”。反革命活动是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在所审查的28件案子中，无一不是已组成了反动武装或反动匪帮来与人民为敌，而又是一些怙恶不悛之辈，并有不断危害人民和国家的罪恶事实，那末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其对于人民和国家的危险性，而你院率多认作是“阴谋企图”犯罪，就是说他们这些反革命分子只是思想上反动而还没有行动表现，即所谓“犯罪未遂”。这样认识完全是错误的。既把反革命活动看作是“犯罪未遂”，自然就可减判或轻判其刑，但究其实，既已潜伏在上海，并组织了反革命武装，进行了罪恶活动等事实俱在，这就是现实犯罪行为，而不是什么“犯罪未遂”，如果没有行为表现，我们如何能予捕获ⅶ如上所述的匪特×××案，你院判决还只认为是一种阴谋破坏行为，难道还要待他的爆破暗杀完全实现后才可算是严重犯罪ⅶ必须了解：反动犯罪的实害大小，其对犯罪的危险性来说，是不能完全割裂开来看的。总之，你院把反革命活动与一般刑事犯罪没有严格区别，没有把反革命分子当作阶级敌人去认识，不管主观怎样，而客观表现是如此。
三、对反革命分子处刑四项原则认识不足。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在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中的一至四项所规定的刑罚是处理反革命活动量刑原则。第一项犯罪为唯一死刑，在适用上应不生什么问题，至于第二项犯罪的处罚，为死刑或长期徒刑，第三、四两项犯罪的处罚，为长期徒刑或死刑，这是有意义的区别，因为第二项的犯罪一般地可处死刑，遇有情节较轻的才能从宽处以长期徒刑。三、四两项犯罪一般地可处长期徒刑，遇有犯情重大的，仍从严处死刑。对于反革命案件量刑既有了标准，就不能随意科处，如果就这个标准再行酌减，尤必须有正当理由，合于减刑条件，慎重适用，并应在判决理由内举出该项事由，不应随便滥减，以免畸轻畸重，使其适合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方针。审核你院判决，对于量刑方面，不免一味从轻，漫无标准，如匪特×××以反革命为目的，造谣惑众，组织落后工人以图破坏机器，竟曲谓其“对人民政府认识不够”，减处徒刑一年。又如特务×××混入公安局，以公安人员作护符，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严重事实，仅处徒刑十五年。如是将无一不可原宥的匪特，这显然是无原则的宽大，也是不重视研究人民政府法令的违法判决。
四、对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审刑原则掌握不够。人民法院处理案件，应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案件的各个环节，均须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以求彻底弄清案情，作出正确裁判，不应专以被告口供为判决的唯一基础。在证据方面应尽量搜集，多方调查。但从你院所办匪特案件的判决中，可以了解不少同志对这一精神的领会，还是相当不够的。这主要表现在简单化，不切实际的审讯方法。对案情的重要关键，往往一掠而过，满足于被告的口头陈述，或单纯根据公安局所提出的材料，自己不再主动去对证这些材料，作进一步调查研究。即就口供来说，或者被告的口供前后不符，或者各被告间供词矛盾，甚至被告口供与其他证据材料有了不少出入，也不为综合及分析研究，只求大体轮廓差不多就敷衍了事判决了。在理由内仅说什么“前关犯罪事实已据被告供认不讳，自堪认定犯罪属实”。如果被告不承认在公安局的口供，就说他不肯坦白，思想顽固，就作为多判徒刑的理由，不从全盘情况去细心推研，藉以明确罪责。因此在判决的论证上，显然是空泛无力，不足使人信服。如×××匪特一案，原审仅提讯被告一次，笔录所记载的陈述内容颇为简略，被告对犯罪事实复多所辩解并非“供认不讳”。就是公安局所送材料，也无非是被告所具的“坦白”书和一些不实不尽的口供，而无其他证件，原审既不就被告所举人证分别查讯，亦未收集其他证据，以了解其供述各点是否真实，更未就被告全部供述分析研究，对其辩解之能否成立为适当说明，遂以“被告在审讯中‘承认不讳’并与公安局材料相符”率行判决，并以此种不实不尽的供述，认为“被捕后尚表现坦白予以宽大处理减轻其刑”，因此上诉审就不得不发回重审，此外还有许多不附证据理由的判决，如×××等匪特案件，原判决按之案内全部供证，虽没有什么不当，但认定事实的根据何在ⅶ竟一字不提，故不能不是主观的凭空判断。
五、对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原则重视不够。任何案件必须通过调查研究，才能正确处理，这是为多数司法工作者所熟知的问题。但我们还要指出的，有不少同志对调查所得材料还未能作到应有的分析研究，而即盲目予以采用，这对判决的实际效果来说，不仅无补而且是有害的。如特务×××陷害民主人士×××等一案，原审向当时与他同在一起工作的×××、×××了解情况，这当然是必要的。但经我们审核该项调查纪录，与被告所供情形，不仅相互有所歧异，且多不合情理之处。特别是×××的陈述，全是传闻推测之词，甚至谓被告“待朋友热情，一向不作陷害人的事”。对具有悠久历史，犯重大罪行的军统特务作了这样结论，简直是一种毫无立场的说法，敌我界限根本模糊不清，而原审竟根据了这样的证言作为判决基础，从而进行了一系列的推断，最后认定被告所持辩解“被胁引捕确为事实”，而置被害人家属指控各点于不顾。无怪被害人家属的上诉状要说：“原判决为犯罪分子（特务）作辩护”了。
六、对反革命犯罪强调时间是错误的。解放前犯罪行为的处罚与否，以及如何处罚的依据，法院应就其犯罪行为对国家和人民权益所造成的危害程度为前提，来加以断定，不能因其犯罪在解放前，都认为情有可原，而作为减刑的基本条件。你院对某些匪特案件的处理，根据判决所认定的事实，明明白白是罪恶深重的，却往往以其犯罪在解放前，而予减轻其刑，不从全盘情况来考虑问题，也就是说不能给反革命罪恶分子以应得处分，这也是宽大无边的具体表现。不咎既往只是对协从或已立功足以赎罪的分子才有可能，对首恶及怙恶不悛的分子是不适用的。要知道“我们怜悯敌人，但敌人是不会感激我们的”。
依以上分析，虽然你院存在着轻刑倾向是严重的。但不等于说你院在与反革命作斗争中没有成绩；成绩是有的，为了巩固这种成绩，希望你院重视现存的偏向，并及时克服，以端正政策，显示人民法院应有的职能。为此，你院接到本指示后，应即进行以下工作：
一、重新详尽传达最高人民法院吴副院长报告中“人民法院任务与审判方针”部分，及政务院两次指示，并组织专门讨论，使审判员同志们真正领会其精神与实质。进而深入检查工作，重点放在检查反革命案件及危害国家经济案件上（如伪造人民币等），从深入检查工作中来体会中央指示及本指示所指出的诸问题，以便提高同志们政策与业务水平，有利于端正政策，发挥人民民主专政作用。
二、凡属重大案件（如反革命，危害国家经济及一般刑事判死刑等），除小组评议外，必须经审委会讨论，你院审委会应有定期例会，按时讨论案件，院长除平常抓紧汇报随时了解案情外，必须抓紧审委会工作，以便更进一步掌握案情和正确贯彻政策，同时亦是帮助审判员学习，逐渐提高他们的办法之一。
三、依据本指示精神检查工作纠正偏向后，必须作出检查工作总结，总结精神应以发掘问题，解决问题，提高政策水平，显示人民民主专政功用为主。对审判员同志们主要是帮助他们提高的问题，适当的批评，亦为着教育的目的，但不是追究责任问题。
四、希望这次检查工作总结，在12月半以前报告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