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出口质量认证认可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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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质量认证认可管理办法
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进出口质量认证认可管理办法
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进出口质量认证认可工作的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进出口领域的第三方质量认证认可的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进出口质量认证认可管理包括认证管理和认证的认可管理。认证管理包括管理体系认证、产品认证管理；认证的认可管理包括对认证机构、检验机构、实验室、评审员培训机构的认可管理和评审员的注册管理。
第四条 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以下简称国家检验检疫局）统一管理全国进出口质量认证认可工作。国家检验检疫局设在各地的直属检验检疫局负责管理本辖区进出口质量认证工作。
第二章 机构职责
第五条 国家检验检疫局管理进出口质量认证认可工作的职责：
（一）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制定全国进出口质量认证认可工作的规划和规范；
（二）授权认可机构开展进出口质量认证的认可工作；
（三）授权认证机构、检验机构、实验室、评审员培训机构承担指定的认证、检验、测试、培训工作；
（四）对认可机构的认可结果进行公告；
（五）对进出口质量认证认可机构的工作质量实施监督检查；
（六）受理对授权的认可机构的投诉；
（七）负责协调境内外与进出口质量认证认可工作有关的事宜。
第六条 直属检验检疫局管理进出口质量认证工作的职责：
（一）负责与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协调与进出口质量认证工作有关事宜，推动所辖区内进出口质量认证工作的开展，并对认证工作质量进行监督。
（二）对认证机构、检验机构、实验室、评审员培训机构及评审员依法从事认证工作进行保护，并对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第七条 被授权的认可机构的职责：
（一）根据国际标准或指南制定认可准则，按照认可准则开展对认证机构、检验机构、实验室、评审员培训机构的认可工作，并将认可结果报国家检验检疫局备案；
（二）根据国际标准或指南制定注册准则，按照注册准则开展评审员的注册工作；
（三）对已获认可的认证机构、检验机构、实验室、评审员培训机构和评审员的工作实施监督；
（四）负责受理与认可或注册有关的申诉和投诉；
（五）参加国际认可组织，开展多边或双边认可活动及参加有关国际会议等有关进出口质量认证认可事项；
（六）向授权部门报告年度工作情况；
（七）履行授权部门赋予的其他职责任务。
第八条 认证机构、检验机构、实验室、评审员培训机构的职责：
（一）负责认可机构认可范围内的认证、检验、测试、培训工作；
（二）承担政府部门指定的认证、检验、测试、培训工作并定期向政府部门报告上述工作情况；
（三）负责受理与认证有关的申诉和投诉；
（四）参加国际认证活动，与国外认证机构开展认证合作；
（五）对已获认证的企业是否继续保持认证水平进行监督检查；
（六）履行政府部门指定和认可机构赋予的其他职责任务。
第三章 监督管理
第九条 认可机构未经国家检验检疫局授权不得从事进出口质量认证的认可工作。
第十条 从事认证、检验、测试、培训的境内外认证机构、检验机构、实验室、评审员培训机构，未经被授权的认可机构的认可并取得相应的认可证书并向国家检验检疫局备案，或未经国家检验检疫局及被授权的认可机构许可，不得从事进出口认证、检验、测试和培训工作。
第十一条 从事认证、认可的工作人员未经培训、考核，取得评审员注册机构注册并经相关机构聘用后，不得承担进出口认证、认可工作。
第十二条 境内外企业或组织根据自愿原则申请产品认证。未经评定合格、取得相关机构颁发的证书或报告的，不得使用产品认证标志。
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不得假冒或转让认证证书、检验证书、测试报告和产品认证标志。
第十四条 认证机构不得从事与认证有关的咨询活动。
第十五条 擅自从事进出口质量认证、检验、测试、培训和认可工作的，由直属检验检疫局责令其停止活动，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六条 认可证书由国家检验检疫局授权的认可机构统一印制，认证、检验、培训证书、测试报告由被认可的机构自行印制。
第十七条 进出口质量认证认可的收费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国家检验检疫局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2001年4月1日起施行。
2001年3月7日
关于深入贯彻《农药管理条例》进一步加强农药行业管理的通知
国家石油和化学工业局
关于深入贯彻《农药管理条例》进一步加强农药行业管理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石化厅（局、公司）：
1997年5月8日，国务院以第216号令颁发了《农药管理条例》，对我国农药管理涉及的登记、生产、经营、使用等各个环节作出了明确规定。两年来，我国农药行业认真贯彻执行《农药管理条例》，农药生产管理正逐步纳入法制轨道，农药工业呈现出加快发展的势头。1998年，我国农药原药生产能力超过70万吨，生产农药品种近200个，农药产量40万吨左右，产品总量已能基本满足国内的需求。
但是，我国农药行业存在的问题仍不容忽视。目前，我国低效、高毒的有机磷杀虫剂仍占农药生产品种总数的70％以上；全国农药生产企业有1600多家，数量过多，布局分散，难以形成合理规模；一些地区还在大量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相当严重；侵犯他人商标、专利等知识产权的现象时有发生；更有少数地方和部门为了局部利益，越权和违规发放临时生产许可证或准产证书，造成农药生产管理混乱。为了认真解决这些问题，促进农药行业的健康发展，必须进一步加大我国农药行业管理和宏观调控的力度，依法强化农药生产的监督管理。根据《农药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国农药行业的实际情况，现就进一步加强农药行业管理的若干问题通知如下：
（一）深入学习贯彻国家有关农药管理的行政法规和规章，认真检查《农药管理条例》的实施情况。各级化工管理部门、农药企业和科研单位要把《农药管理条例》作为加强农药行业管理的基本依据，在今年内再普遍组织一次对《农药管理条例》的学习、宣传活动。要通过深入学习，全面了解、掌握农药管理的各项规定，剖析农药行业管理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大力提高法制观念和执法水平，在农药登记、生产、销售、发证等活动中，严格分清合法与非法的界限，切实增强执法、守法和依法行政的自觉性。
（二）根据《农药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进一步完善和严格执行新开农药生产厂点的核准制度。凡未经我局核准，擅自进行农药产品的生产、加工、分装的，要坚决依法予以关、停、并、转。鉴于目前我国农药厂点过多、布局不合理、重复建设严重，经研究决定，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农药核准手续将区别不同地区，按照对受控地区暂停办理新开农药生产厂点的方式实施行业调控。首批受控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含所在地区计划单列市）为：江苏省、山东省、河南省、河北省、四川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浙江省、广东省、辽宁省、安徽省、上海市、山西省、湖南省和江西省。今后，我局将根据农药企业发展变化情况，适时调整并公布受控地区名单。
（三）切实加强农药生产的监督管理，严格执行农药生产许可证和批准证书的审查发放制度。依法申请、办理农药生产许可证和批准证书，是企业组织农药生产的十分重要的前提条件。国家严令禁止无证生产农药。根据《农药管理条例》的规定，我局作为农药生产的监督管理部门，具体负责审核、颁发农药生产许可证和批准证书。为了认真做好这项工作，1998年1月原化学工业部印发的《化学工业部贯彻〈农药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化学工业部令第14号），明确规定了申请办理农药生产许可证和批准证书的条件和程序，所有农药企业都应严格执行。各地化工管理部门要坚决查处无证生产农药的违法行为，认真清理纠正各种无效许可证、批准证书的发放。在清理中涉及到的有关农药企业，应当在今年年底前依法补办农药许可证或批准证书手续。
（四）认真做好农药行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解决我国农药行业存在的问题，推进农药工业的健康发展，必须加快全行业的技术进步。因此，要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关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法律规定，尽快建立能够有效促进我国农药科技进步的机制和良好环境。为了鼓励和支持国内农药企业进行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制开发和生产，我局将在农药核准、生产许可证和批准证书的发放方面，加大对权利人合法取得的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在农药生产监督管理的过程中，严肃查处一批知识产权侵权案件。同时尽快研究制订对国内首次开发生产的农药新品种的行政保护办法。各级化工管理部门和农药企业、科研单位要根据国家有关法律和《农药管理条例》、《化学工业部贯彻＜农药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在农药查新、登记和核准、办证的过程中，认真做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坚决杜绝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发生，进一步打击假冒、仿冒他人商标、专利的不法行为。
（五）加快建立健全农药行业的执法队伍。根据《农药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为进一步落实农药生产监督管理的职能，必须尽快建立由政府管理部门、农药企业和科研单位参加的农药生产监督管理执法队伍。其主要职责是：宣传、贯彻《农药管理条例》和《化学工业部贯彻＜农药管理条例＞实施办法》，检查农药核准、生产许可证和批准证书的发放情况，及时制止未经核准生产、无证生产等有关违法活动，并报告主管部门进行查处。今年下半年，我局将在依法明确农药生产执法检查的职责范围和执法程序的基础上，对首批执法人员进行上岗培训，对培训合格的颁发《执法证》。
（六）扎扎实实地做好现有农药生产企业的发展规划工作，努力将农药生产管理纳入规范化轨道。依法加强农药行业管理，还要立足于搞好现有农药生产企业的清理、整顿和发展规划。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石化厅（局、公司）要结合“十五”规划的研究制订，努力做好本地区农药行业产品结构、组织结构和布局结构的调整。要集中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积极扶持一批生产条件好、技术水平高、规模比较大的农药企业，增强其参与国际、国内农药市场竞争的能力。同时，要加强本地区现有农药企业的规范化管理工作。对现有卫生用药企业要进行清理。今后从事卫生用药的生产，要严格按照《农药管理条例》的规定统一管理；对生产、检测条件差，无“三废”治理措施或设施不全、不能满足国家对农药生产基本要求的农药企业，要下决心依法予以取缔；对虽已取得合法生产手续，但两年以上没有进行农药生产、甚至变相转卖有关生产证件的企业，要坚决撤销其核准和收回生产证书，取消其农药生产资格。
深入贯彻《农药管理条例》，进一步加强农药行业管理，是事关我国农药工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一件大事，必须引起农药行业的高度重视。各级化工管理部门、农药企业和科研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本通知精神，进一步加强农药行业管理工作，保持我国农药行业的良好发展势头，为农业长期、稳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各地区、各单位在贯彻执行本通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向我局报告。
解析契约正义的演进
——兼论强制缔约的产生
崔明石
内容摘要：契约正义是契约法律的基本理念，通过对其的发展过程的了解，可以明晰契约法的发展理念的变迁，进而洞悉其未来的发展方向。现代契约法表现为契约自由的规制，体现根本的契约正义。强制缔约就是在这一前提下诞生的。本文分析了强制缔约的内涵，及与契约正义的联系，以期对其有一个根本的认识。
关键词：契约正义 契约自由 形式正义 实质正义 强制缔约
正义的观念最早产生于古希腊时期，它是一种调整自然力对宇宙组成部分的作用，保证平衡与协调的先验宇宙原则第一次出现的。后来的进一步发展才使它主要成为一个伦理概念、宗教概念、政治概念和法律概念。自从正义这个最早的、分歧最广的理论思想被提出以后，人们一直不断地为正义理论之厦添砖加瓦。不同国家、阶级或者党派的人对正义会有不同的理解。时至今日，正义被认为“关注的是使一个群众的秩序或者社会制度适合于实现其基本目标和任务……满足个人的合理需要和要求，并与此同时促进社会进步和社会内聚性的程度———这是维持文明社会生活方式所必需的。”[1] 换言之，衡量任何一种法律的正义性是以其促进社会进步，及符合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标准的。法律的正义观，体现在契约法中，就是契约正义。
一、契约正义的演进
美国哲学家罗尔斯在其代表作《正义论》中，把正义分为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两种。形式正义与法的普遍性相联系，它要求对所有人平等执行法律和制度，而不管法的实质、原则如何，给予人们机会平等；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不同，它在于实现社会范围内实质性的正义和公平，是一种追求最大多数社会成员之福祉的正义观，强调针对不同情况和不同的人予以不同的法律调整，给予人们结果的公平。契约法中契约正义演进的道路就是契约法从形式正义走向实质正义之路。
古典契约理论，即18、19世纪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契约理论。在此理论框架下，“契约即公正”，契约正义表现为契约自由，为契约自由所兼容。契约自由主要有四层意义：(1)缔约自由，即当事人双方有权决定是否订立契约，法律不应限制当事人订约或不订约；(2)选择缔约相对方的自由，即当事人有权自主决定与谁缔约；(3)决定契约内容的自由，即当事人有权订立任何种类契约和契约的任何条款，法律不得随加干预。（4）选择契约形式的自由，即契约的形式由当事人自由协商决定。在契约即自由、法律即契约的这种认识下，法律的唯一崇高使命就是捍卫当事人之间的自由意志，“立法者不得为当事人订立契约”，“法官不得为当事人订立契约”是通行一时的格言。因此，18、19世纪的理性哲学坚信：契约自由本身意味着正义或公正，自由意志将导向公正。如康德认为：“当事人就他人事务作出决定时，可能存在某种不公正，但他就自己的事务作出决定时，则决不能存在任何不公正。”[2]
古典契约理论建立的一个假定的前提就是：忽略人的个体差异性而将其视为“抽象的一般人之人”。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作为商业交换主体的劳动者、消费者、大企业、中小企业等具体类型，在民法典中，被抽象为人这一法律人格。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自然人是指有理智和情感的人类，但他在法律上却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把各人具体的情况，如男女老幼、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等差别统统的抽象掉，只剩下一个简单的符号——“自然人”。然后来规定的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完全的平等；对于社会中的团体也是如此，无视其大小和强弱而抽象为法人。从这一抽象的假设的前提就可以看出，古典契约理论下的契约正义只是正义的外衣，而没有实质的内涵的。斯宾塞认为,“同正义观念相联系的最高价值并不是平等,而是自由,每个人都有权利获得任何他能从其本性与能力中得到的利益。每个人都应当被允许维护其人格、获得财产、从事一项他本人所选择的业务或职业、自由迁徒并毫无拘束地表达其思想与宗教情感……个人的自由只应当受所有人之间的平等自由的限制。”[3] 剥离了个体差异的自然人和法人在个人利益的驱使下，在市场上自由地、残酷地竞争着，最终导致贫富的分化，这促使人们再一次的寻求契约正义的本质。
自20世纪以降，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垄断时期，随之古典契约法陷入全面危机。它的至高无上原则在新经济环境里暴露出种种弊端，这时契约自由给予人们的只是形式上的平等，而其无限制的发展却带来结果的极不公平，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在经济实力、社会地位、信息收集能力、判断能力等方面存在着差距。契约的理念只有在自由和平等的基础上方能建立起来。缺乏实质上的平等，契约自由只能是使契约成为一方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对方之上的工具。从而导致贫富的急剧分化和社会的动荡不安。当契约自由丧失自然与公正的本能时，契约正义问题便凸显而出。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现代契约法的中心问题，已不是契约自由而是契约正义的问题。约款内容的规制、消费者的保护、对新的契约类型的调整、附随义务理论等与其说是自由的问题，不如说是正义的问题。契约法已从重视其成立转移到契约内容上来了。只要存在契约，意思支配的领域会继续存在，但那里的意思已不单纯是19世纪的意思，在意思上，追加了理性这种社会考虑。”[4]
于是，契约正义在20世纪出现新的诠释：一种正义的契约制度应该通过各种制度性安排来改善那些拥有最少的权力、机会、收入和财富的“最不利者”的处境，缩小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差距。罗尔斯认为它是一种公平的契约或协议的结果，其本身意味着对契约自由的限制。因此，现代契约正义实际上是一种抽象性目标原则，它以限制契约自由，弥补其弊端的姿态登上舞台。它一方面要求契约当事人缔约和履约时，要考虑个人利益，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要求在认识到缔约双方的缔约能力存在着差别，在制度设计时平衡双方交易的利益，从而达到对弱者的保护，既而体现社会的整体利益。在现代契约法中，人们所追求的是为了实现真正的契约正义，“契约法以其正义为最高价值目标。”
二、契约正义演进的内在逻辑
契约制度的诞生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契约正义思想演进的过程是与市场经济的逻辑演进密切相关的。
古典契约理论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初级阶段的理论。其自由经济的基本观念，是允许人们依照自己的意愿交换相互的财产或服务。用法律语言表述即允许人们依照自己的意愿订立合同。进入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成长壮大，商品生产和交换进一步的发展要求摆脱一切束缚和限制，要求实现充分自由竞争。亚当•斯密于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猛烈地抨击了重商主义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提倡经济运行的自由放任主义，主张废除各种限制性法规，政府应采取并奉行不干涉经济事务的政策。根据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独立主体之间的自由竞争自发地保护了所有权和社会经济之间的平衡；建立在自由竞争基础上的经济上的供求关系规律，不仅使商品的价格与其价值相适应，而且使生产与需求相适应；在人们依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人们实际上也在自觉与不自觉地为社会服务，从而促进了社会利益的增加。契约正义就是上述思想在合同法上的反映，体现了自由竞争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要求。
“契约自由”的思想是建立在假设有一个“完全自由市场”(或称完备的竞争市场)的基础上的。这个市场模式包括有三个与签订契约有关的假定条件：1.契约不得涉及除当事人之外的任何第三人。2.充分的信息。3.有足够的可供选择的伙伴。而时间进入到了二十世纪，凯恩斯经济控制思想的出现是国家抛弃自由竞争，转而对经济进行干预的标志。上述的契约理论赖以存在的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契约即公正”也就越来越具有形式的意义。随着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劳动者和雇主、大企业和消费者、出租者和租借者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契约正义”受到了挑战，在雇佣契约、标准契约、不动产租赁契约中，经济弱者的利益在契约自由的原则下受到了损害。因此，庞德断言，尽管在50年前，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形成了他们之间的法律，但这种观念早已在全世界消失了。因此，实现契约正义的目的不仅保障个人自由，而且更重要的是保障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和谐与协调。通过对个人本位主义的取舍所确立的社会本位思想的理论成为法律的根本理念。从此，限制契约自由，保护社会利益成为契约法首要任务。
三、实质正义的实现与强制缔约
强制缔约是古典契约向现代契约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政治思想、社会和和经济条件的迅速变化而出现的。在强制性合同中，强制力量源于法律规定，基于社会整体利益，人们必须承担订立某些合同的义务。在德国这种强制性合同被称为强制契约或契约缔结之强制。如在电力、邮政、煤气、铁路运输等公用服务事业，公用事业单位对顾客提出的缔结合同的要约，无重要事由不得拒绝；再如，对从事公证人、医师、药剂师、护士等职务的人，由于其职务具有公共性或公益性，因此不得滥用其职务拒绝他人正当的缔约要求。强制缔约伴随着对契约自由的规制及在实质上践行契约正义而登上了历史舞台。
关于强制缔约的涵义学者有两种不同的理解。王泽鉴认为强制缔约是指“个人或企业负有应相对人的请求，与其订立契约的义务。易言之，即对相对人的要约，非有正当的理由不得拒绝承诺”[5] 。此种观点可认为是狭义的强制缔约。根据此观点，只要要约人提出要约，受要约人在正常的情况下，不得拒绝对要约人做出承诺，必须与提出的提出要约请求的要约人缔结契约。并且受要约人同时丧失了是否缔约的自由以及选择相对人的自由。广义的强制缔约不仅包括受要约人对要约人有承诺的义务的情形，而且也包括特定的主体有向他人发出要约的义务的情形。广义的强制缔约又可以细化为“内容型强制缔约”和“对象型强制缔约”和“强制承诺”三种。“内容型强制缔约”是指强制主体从事积极行为以订立某种类型的契约，例如强制投保第三者责任险；“对象型强制缔约”是指强制主体只能与某些特定相对人订立契约，例如消费者不得不与被法律赋予垄断地位的企业订立某些消费合同；“强制承诺”是指法律对义务人附加承诺的义务，例如百货商店对顾客购买柜台陈列商品的要约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对象型强制缔约”与“强制承诺”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强制义务人与某一特定相对人而非其他人缔约，主要手段是赋予特定企事业法定垄断地位，主要约束对象是普通消费者；而后者则强制义务人与所有符合条件的相对人缔约，不得存在差别待遇，主要规制对象是一些公用企事业。强制缔约是对契约自由的根本的限制，是在承认社会成员经济实力政治地位不平等的基础上，区别的对待缔约的双方，强制居于事实上优势地位的一方，无正当的理由，不得拒绝缔约的要求，强制其作出承诺，进而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正如罗尔斯所理解的那样：如果一种社会安排出于某种原因不得不产生某种不平等,那么它只有最大程度地有助于最不利者群体的利益,它才能是正义的。[6]
契约正义是契约法的最高价值目标，契约自由是契约法的灵魂和生命。契约正义是契约自由的核心，一部契约自由发展的历史，也是契约正义发展的历史。正是自由缔结的契约即为公正的这一理念使人们将契约自由奉为神圣，也正是对契约自由权利的滥用造成对契约正义的违反，导致了对契约自由进行限制。人们崇尚契约自由是为了契约正义，在立法上明确强制缔约制度，也是为了真正的契约正义。强制缔约制度的确立适时的限制和弥补了契约自由原则自身所有的缺陷，更有利于维护社会正义和整体利益。二者相辅相成，不可替代，并将为经济的发展注入无穷活力！
Analyze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tractual justice
——And On the creation of compulsive contract
cui ming shi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Liaoning shenyang 110034)
Abstract: Contractual justice is the basically principle of the contract law .Through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tractual law’s development process, we could be clear with the change of the contractual law’s development principle, and understand thoroughly its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The modern contractual law appears to Limit the freedom of the contract and practice the innate contractual justice. The compulsive contract’s creation is under this premise. This article analyze the compulsive contract ‘s meaning, and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contractual justice, and is hoped to know well about it.
Key words: contractual justice the freedom of the contract form justice substance justice compulsive contract
[1][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Ｍ].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第252页
[2]转引自尹田：法国现代合同法[Ｍ]，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第20页
[3][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Ｍ].邓正来译.北京:华厦出版社，1998，第241页
[4]王晨：日本契约法的现状与课题[J],《外国法译评》1995年，第2期
[5]王泽鉴：债法原理(二)[Ｍ].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第79页
[6]姚大志：导读：从“正义论”到“正义新论”[Ａ].[美]约翰•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Ｍ].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第44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