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非共和国政府文化合作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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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益阳市人民政府


益阳市人民政府令　　

〔2011〕 3号

　　《益阳市中心城区食品“三小”及公共场所“五小”行业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36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市 长：胡忠雄

　　 二○一一年五月十八日



　　　　益阳市中心城区食品“三小”及公共场所“五小”行业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切实加强我市中心城区食品“三小”及公共场所“五小”行业卫生监督管理，逐步建立健全长效监管机制，维护消费者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国发〔1987〕24号）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国发〔2004〕23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食品“三小”行业，是指经营面积在150平方米以下的小餐饮店、小食品店、食品加工小作坊等食品行业；本办法所称公共场所“五小”行业，是指经营面积在20平方米以下的小美容美发店，30床位以下的宾馆、旅店、招待所，就浴50 人以下的浴室、桑拿浴、淋浴室、足浴场所，经营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下的歌厅、舞厅、卡拉OK厅，营业面积小于150平方米的小网吧等公共场所行业。

　　第三条　在市中心城区（包括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从事食品“三小”及公共场所“五小”行业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均应遵守本办法。

　　第二章 监管原则

　　第四条 食品“三小”及公共场所“五小”行业监管工作实行政府主导、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原则，在各级政府的统一组织领导下，部门协作，齐抓共管。

　　第五条 按照网格式管理模式，将建成区以街道办事处（工业园）为单位划分为10个责任区，由资阳区、赫山区、高新区（以下简称“三区”）按属地管理原则组织进行监管与整治。三区各应确定1名负责人具体负责，并从卫生、药监、质监、工商、文化、商务、交通、教育、环保、城管、公安等部门抽调人员，组建专门的工作队伍，开展监管和整治工作。

　　第六条 食品“三小”及公共场所“五小”行业整治以无证无照整治为重点。整治过程中，要加强指导帮扶，实行帮改结合；要重视疏导工作，切实解决好下岗职工、失地农民的实际困难。对不适合从事食品“三小”及公共场所“五小”行业的，要引导其转行就业；对经营场所不当的，要指导其另选规范场所经营。整治工作中，要优化服务，简化审批手续，提高工作效率，探索综合治理方法，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第三章 职责分工

　　第七条　部门职责分工：

　　（一）牵头负责部门

　　卫生部门牵头负责益阳中心城区食品“三小”及公共场所“五小”行业整治的考核、评议与达标工作。具体负责小美容美发店、小浴室、小旅店等场所的监督与专项整治工作；拟定相关达标标准；承担公共场所“五小”行业专项整治工作的卫生技术指导和培训。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牵头负责小餐饮场所（含仅在本店销售并提供现场就餐服务的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的监督与专项整治工作。

　　工商部门牵头负责流通环节食品经营店及仅在本店销售的食品加工小作坊的监管与专项整治达标工作。

　　质监部门牵头负责有异地销售行为的食品加工小作坊的监管与专项整治达标工作。

　　文化部门牵头负责小歌舞厅、小网吧等文化娱乐场所的监管与专项整治达标工作。

　　对经整治不能达标的无证照经营单位，由牵头部门提出具体解决方案；确须取缔的，由三区政府（管委会）会同牵头部门，组织工商、公安、城管等相关部门依法予以取缔。

　　（二）包干负责部门

　　教育部门负责城区校园内食品“三小”及公共场所“五小”行业的专项整治达标工作；在卫生、药监、文化等部门的指导下，按进度要求，将校园内的食品“三小”及公共场所“五小”行业整治到位。

　　交通部门负责车站、码头内食品“三小”及公共场所“五小”行业的专项整治达标工作；在卫生、药监、文化等部门的指导下，按进度要求，将车站内的食品“三小”及公共场所“五小”行业整治到位。

　　商务部门负责农贸市场内的食品“三小”及公共场所“五小”行业的监管与专项整治达标工作；在卫生、药监、文化等部门的指导下，按进度要求，将农贸市场内的食品“三小”及公共场所“五小”行业整治到位。

　　建设部门负责建筑工地食堂的监管与专项整治达标工作。

　　对经整治不能达标的无证照经营单位，由包干负责部门提出具体解决方案；确须取缔的，由三区政府（管委会）会同包干负责部门，组织工商、公安、城管等相关部门依法予以取缔。

　　（三）协管部门

　　环保部门负责对城区主要街道临街食品“三小”及公共场所“五小”行业经营户使用燃煤、油烟治理及污水处理的监管工作。

　　规划、城管部门负责依法拆除城区违章搭建的食品“三小”及公共场所“五小”行业棚亭。城管部门要对“门前三包”责任制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依法整治占道经营、越门经营行为和流动摊贩。

　　公安部门负责严厉打击专项整治工作中的暴力抗法行为，确保整治秩序。

　　宣传部门负责食品“三小”及公共场所“五小”行业标准、从业要求及整治情况的宣传报道。

　　市、区两级财政部门负责对食品“三小”及公共场所“五小”行业监管工作所需工作经费、硬件提质改造经费的核定和安排。

　　第八条 区人民政府（管委会）、街道办事处和社区职责

　　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对辖区内的食品“三小”及公共场所“五小”行业卫生管理与专项整治负总责，建立健全相应组织领导机构和工作机制，安排专项工作经费，抓好宣传动员工作。按照网格式管理模式，对辖区内的监管区域划分责任区，明确每个责任区牵头部门，组织、督促各监管职能单位按职责分工，将工作重心下移到每个责任区，切实履行监管职责。建立食品“三小”及公共场所“五小”行业监督管理责任制度，适时对食品“三小”及公共场所“五小”行业监督管理部门、街道和社区进行评议和考核。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开展无证无照集中取缔行动，确保辖区内食品“三小”及公共场所“五小”行业符合《国家卫生城市标准》。

　　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强化对食品“三小”及公共场所“五小”行业的卫生管理职责，安排专人牵头负责食品“三小”及公共场所“五小”行业的管理与整治，督促产权单位和业主落实整改措施，在卫生、药监、工商、质监、文化等部门的指导下，与各协同部门负责完成责任区域内食品“三小”及公共场所“五小”行业的整治达标任务；负责及时上报责任区域内食品“三小”及公共场所“五小”行业整改落实、新增、关停等动态变化情况。负责本街道和社区卫生监督协管员的日常管理，为其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健全管理机制，保证卫生监督协管员专职从事卫生监督协管工作。

　　第四章 监管要求及措施

　　第九条　食品“三小”及公共场所“五小”行业经营者是本场所卫生管理工作第一责任人，应当依照法律、法规以及相应标准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建立有效的管理制度，规范生产经营行为。

　　第十条　食品“三小”及公共场所“五小”行业产权所有人在专项整治中负责督促经营店主搞好整改、切实履行“门前三包”，应当把卫生、药监、工商、质监、文化、环保等相关部门预防性审查意见作为签订出租合同（协议）的前置条件。

　　第十一条　市直各部门应加强对各区食品“三小”及公共场所“五小”行业监督管理部门的业务考核及技术指导，不断提高其监督管理水平。

　　第十二条　建立食品“三小”及公共场所“五小”行业长效监管机制，实行卫生监督协管员制度。以社区为单位，每个社区聘用2－3名专职卫生监督协管员，具体负责所在社区责任区域内的食品“三小”及公共场所“五小”行业整治的宣传发动、巡回督促检查。专职卫生监督协管员发现无证无照和涉嫌违法的食品“三小”及公共场所“五小”行业门店，应及时向相关部门报告，并督促其依法依规经营。

　　第十三条　中心城区食品“三小”及公共场所“五小”行业办理相关证照前，应先经所在地卫生监督协管员、社区、街道确认基本达到标准后，再向相关部门申请办理相关许可证照。

　　第十四条　严格执行前置许可相关规定。食品“三小”及公共场所“五小”行业经营单位必须依法取得相关行业许可证（卫生许可证、餐饮服务许可证、已备案的食品生产质量安全承诺书、食品流通许可证、文化经营许可证）后，方可向工商部门申请办理营业执照。

　　第十五条　鼓励推行餐具和公共用品集中清洗消毒。在中心城区小餐饮店大力推行使用集中消毒密封包装餐具，逐步由小餐具向大中型餐具过渡；在小旅店积极推行顾客公共用品集中清洗消毒。卫生部门应定期对集中消毒服务企业进行监督指导，对餐具及顾客公共用品进行消毒效果监测，确保集中消毒餐具和顾客公共用品符合国家卫生标准。

　　第十六条　按照国家规定对小餐饮及公共场所实行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公示制度。卫生、药监部门应当按照规定的周期，对辖区内的小餐饮及公共场所进行卫生等级评定，并将评定结果予以公示。

　　第十七条　实行食品“三小”及公共场所“五小”行业不良信息传递制度。各职能部门接到举报投诉案件，按本办法所明确的职责及时详细地将案件情况传递给相关部门，相关部门应依法查处并将结果予以反馈。

　　第十八条　实行食品“三小”及公共场所“五小”行业卫生监督管理部门联动制度。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应定期组织召开食品“三小”及公共场所“五小”行业卫生监督管理联席会议，通报信息，协调行动。各职能部门采取重大行动或对重要案件进行查处时，相关部门应当积极配合。卫生监督协管员发现无证照的食品“三小”及公共场所“五小”行业经营户，应当迅速报告相关监管部门，由其依法处理；对经整改不能达到规定条件确需取缔的，由三区政府（管委会）组织工商等部门依法予以取缔。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食品“三小”及公共场所“五小”行业，由相关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或予以强制取缔；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监督管理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或徇私枉法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实行问责；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对各责任部门不履行、不正确履行职责或履行职责不力，造成不良影响或后果的行为，依据《益阳市创建省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工作问责办法》进行问责。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食品“三小”及公共场所“五小”行业卫生要求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卫生城市标准由益阳市中心城区食品“三小”及公共场所“五小”领导小组制定。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冯晓青 中国政法大学 教授


关键词: 著作权法 民主文化 表达自由 言论自由
内容提要: 著作权法具有重要的公共利益目标，其公共利益目标的实现关注信息自由、教育利益和知识的扩散与效用等方面，而这些利益涉及自由与民主社会的本质问题。换言之，著作权法具有促进民主文化目标的主旨。著作权法增进民主文化目标的基本机制是通过表达自由实现言论自由。


在知识产权法的制度结构中，对社会民主文化的考虑越来越重要。作为知识产权法重要组成部分的著作权法也一样。就著作权法中的公共利益而言，它体现在通过促进我们的公共教育、自由的自我创造、活跃的文化争鸣与交流来繁荣我们的民主文化制度。本文主要探讨著作权法民主文化目标及其作用机制，希冀对推动著作权法理论研究有所裨益。

一、著作权法对民主文化目标的增进

著作权法服务于促进重要的公共利益，如学术争鸣、公共教育、表达的多样性等，而其中很多没有反映在传统的著作权法中。著作权法公共利益目标的实现关注信息自由、教育利益和知识的扩散与效用等方面，而这些利益涉及自由与民主社会的本质问题。著作权立法和司法保护都不可能不对这些重要的公共利益问题予以重视。美国《宪法》的著作权条款和 1790 年《著作权法》的起草者即认为，印刷资料市场知识的扩散和观点的交流对民主自由的增进是关键性的。他们认为以著作权为支撑的国家创作物市场对于防止政府的不适当干预、繁荣民主文化方面是决定性的[1]。立法者确信著作权法对于知识扩散的支持、对自由宪法的维持是本质性的。

确实，作为实现社会文化教育利益的工具，著作权法除了对作者利益的调控功能外，还具有对社会利益的调控功能。为了鼓励学习、促进艺术，维持和发展我们的文化，法律以著作权的形式授予作品创作者和其他著作权主体控制对其作品的使用和处置的专有权。著作权保护的形式多样，因为文学、艺术和科学的各种形式都可以获得著作权。与专利法不同的是，著作权法鼓励在已有作品的基础之上，就同一特定思想或者主题创作出丰富多样的表达形式。著作权法可以看成是我们社会的文化方面的法律。特定时代的文化质量主要依赖于智力和艺术创造物，这一质量又深受对它们的创造者的肯定、保护和鼓励的影响。著作权保护提供了作品创作和传播的激励。著作权与思想、信息和知识的表达、传播关系密切。国外有的著作权专家指出，思想是信息、信息是知识，而知识是文化的一部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著作权法涉及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教育的和文化艺术的各个方面。它不能专注于作者的利益，而应顾及广大使用者的相关利益[2]。如著作权法规定的为教育目的而自由使用作品的问题，就体现了对发展教育这种公共利益的保障。著作权法在促进民主和自由表达方面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如果法院由于过度地关注著作权人的权利而忽视了对于公众利益的保护，就会威胁到公民参与市民社会活动的能力。著作权人以外的人虽然以言论自由价值作为扩大使用的理由，但言论自由价值本身在著作权法中并没有直接体现，而是一种社会性的目标。

认识著作权法通过增进民主文化目标而实现的公共利益，自然可以从不同角度和认识层面理解。值得注意的一种观点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强调在公共利益和不受约束的市场之间的不一致性。有时他们试图通过定义交易成本问题而在市场范例中来界定公共利益，有时借用二分法来表达，认为即使著作权法确认了财产因素，二分法也对私人所有权进行了限制。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还主张在限制著作权表达多样性的案件中，即使给予一个宽泛的财产权，它也能通过使出版者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更好地作出投资选择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

确实，表达多样性是著作权法增进的重要的民主文化目标，如著作权法中对独创性的要求就是一个重要方面。表达多样性离不开一个相对强悍的著作权。不过，支持相对强悍的著作权的民主范式立足于著作权法确保原创表达的创作和传播这一重要的和独立的部分[3]。这些重要和独立的部分在著作权法中表现为对作者和出版者专有权的确认和保障。

二、著作权法增进民主文化目标的基本机制

1. 言论自由、表达自由及其在著作权法中的地位

言论自由是民主社会的重要价值，也是通向民主社会的必要保障。宪法学者甚至将其视为民主社会得以确立的前提。认识著作权法增进民主文化的功能，需要进一步认识其增进言论自由的公共利益。言论自由几乎总是作为著作权法中的社会目标，甚至在著作权司法实践中，法院对于个人财产权过度保护倾向也源于对个人特别是作者的关注。当然，也有些法院在著作权案件中对于言论自由的考虑比较少，而这对于著作权法中公共领域的设立也是一个挑战。著作权法中言论自由的价值在于，它维持了社会的民主过程，或者说对信息的分配作出了贡献。这表明，著作权法与宪法确保的言论自由也存在利益平衡关系。

在认识著作权法增进言论自由时，首先需要明确著作权法对“表达自由”的确保，因为表达自由是言论自由的基础，与言论自由存在特别密切的联系。所谓表达自由，包括获取知识和信息的自由以及通过发表等形式表达自己思想的自由。表达自由是言论自由的组成部分，也是广义上的言论自由的内容之一。按照 1789 年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第 4 条的规定: “自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因此，个人的自然权利的行使，只有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能享有同样权利为限。”表达自由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它在实现个人自治和增进自由民主社会的目标方面的重要价值具体表现为: “第一，表达自由是确保个人实现自我充分发展的本质性范畴; 第二，它是拓展知识和发现真理的本质方法; 第三，它是所有社会成员参与决策的本质要求。”[4]

“表达自由和版权之间存在内在的紧张，传统版权法为维护表达自由的宪法价值，通过合理使用制度对其进行有机的协调”[5]。易言之，为确保表达自由，作品著作权受到了限制，通过著作权法由著作权人控制作品的使用也受到了限制，否则会损害著作权法所要实现的公共利益目标。例如，探讨的思想与表达二分法原则就是增进表达自由的重要制度。通过这种“二分”，思想得以自由地传播和使用。设想一下，如果思想可以由著作权人控制，表达自由的实现将是不可能的。表达自由的重要性还可以从信息自由流动的社会利益大于著作权人的个体利益的角度加以认识。表达自由从形式上看属于公民的个体权利，在实质上则反映和体现了公共利益，是著作权法增进的极为重要的价值和公共利益。基于表达自由的重要性，著作权法在对著作权人利益进行保护时，只能在公共利益的范围内对公民的表达自由予以限制，而且这种限制具有有限性，以最终实现人的自由的价值为目标。

应当说，表达自由或者说自由表达，与言论自由一样是一种宪法性的权利。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文化、教育、科技、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所从事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予帮助和鼓励。《宪法》明确了从事科学研究、文艺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这一规定也是中国制定《著作权法》的依据。智力创作是一种表达思想的活动，也是一种精神的需要。著作权法通过对智力创作的保护，隐含了对自由表达的鼓励和保护，因为著作权法对著作权人独占权利的保护是以确保创作自由为前提的，著作权人的独占权利不会成为创作活动的障碍。现代的著作权法重视公共教育，关注民主政治需要的原创作品。正如美国最高法院所确认的那样: “立法者试图表达的是，著作权本身是自由表达的引擎。”

实际上，自由表达亦可以像言论自由一样从人权的角度理解。很多国家的宪法和一些有关人权的国际公约都有对自由表达权利的确认。例如，《世界人权宣言》第 19 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 此项权利包含主张不受干涉的自由，以及寻求、接受和传递信息和思想的自由。《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9 条第 2 款规定，人人有自由发表见解的权利，此项权利包含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信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第 11 条规定，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所有公民除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对滥用自由应负责外，都可以自由地发表言论、写作和出版。

表达自由成为言论自由的基础。上面探讨的言论自由，是一种政治性权利和宪法性权利。简单地说是公民对国家和社会的各项问题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从广义上看，言论自由不仅包括以语言的形式发表思想和见解的自由，也包括以文字形式表现的自由。从著作权法保障表达自由的角度看，创作自由、学术自由、艺术自由、出版自由等都属于创作者的自由。著作权这种专有权的授予旨在促进作品的创作和传播，由此保障了创作者表达自由的实现。同时，著作权法的激励与接近的平衡机制确保了社会公众对知识和信息的接近，使垄断权的授予不致构成对言论自由的障碍。这种“接近”就正如美国最高法院所描述的一样，不仅包括“说”和“读”，而且还包括“听”和“印”，是一种对作品的接近权或者说进入权[6]。言论自由权和著作权具有密切的联系，联系的基点就是它们都与知识和信息的传播有关，只是侧重点不同———前者注重财产利益和精神利益，后者注重自由的宪法利益。在一般的言论自由理论上，不需要以纯粹的个人主义权利方式加以说明，因为言论自由的正当性通常总是与真理、进步和社会效用的重要性相关。言论自由本身是重要的，这不仅是因为它是促成民主社会的手段，而且是因为，当个人能自由地表达自己时，在一定的意义上实现了人的本质。显然，言论自由价值在这里是作为社会利益方面而不是个人权利方面加以考虑的。

2. 著作权法中言论自由利益的历史考察: 以《安娜女王法》为起点

著作权和言论自由权都起源于印刷、出版图书的出版商的产生。没有出版社既不会有著作权，也不会有对出版的控制。从著作权法的历史看，在印刷特权时代，图书出版商对图书的垄断与作品出版前的政府审查制度相结合，这使得作者的权利和言论自由都无法得到保障。在英国，早期文具商公司著作权和它在政府审查制度中的作用不幸地被当成著作权历史的来源。英国的统治者发现了可以通过出版特许来控制宗教和政治，这造成了早期英国殖民者把确立言论自由权作为法律原则放在新的国家适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即确立了对自由权的保护，包括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集会和请愿自由等。早期文具商的著作权被作为审查的工具。著作权在审查中的作用是工具性的而不是实质性的，因为在性质上它是一种私人财产概念，是独立于政治性的政策，并且只是在后来才进入政府服务中。自1662 年许可法被废除后，它作为政府审查的工具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文具商公司著作权的终结意味着存在新的图书贸易的法律。但由于新的法定著作权的功能与过去的著作权在很大程度上相同，人们可以推定国会在制定它时关注的不仅是作为垄断的工具，而且是作为审查的工具。

《安娜女王法》反映了直接对图书本身的垄断和书商对图书贸易的控制。该法从多方面体现了关注图书之接近权，如对图书的价格控制、将图书分别提供给九个不同的图书馆、阻止以外文出版的作品进口等。从该法的规定看，其真正用意并不是要否定书商的垄断权，而是要确保我们今天称之为为了公共利益的言论自由权利。该法的起草者看到了著作权立法“通过使公众获得出版的图书来确立鼓励学习的目的”。并且，立法者创制了将言论自由价值融进著作权概念的原理———如接近之权利，这在该法中对公共领域的创造中也有表达。

应当说，《安娜女王法》对封建特许出版和图书审查制度的废除体现了对作者权利的保障、对作品自由传播和表达自由的法律价值的追求。后来，著作权法在世界上的通行而发展的一系列著作权原则，如合理使用原则、有限垄断原则、保留公共领域原则、保护作者的原则、进入权原则等，都体现了各国宪法对所确立的言论自由的保障。著作权法早期的历史，也说明了著作权和言论自由价值的相关性。不过，在著作权法发展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对著作权和言论自由的关系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在著作权司法实践中，当侵权诉讼中被告提出抗辩理由时，通常的推定是偏向于著作权保护方面，而没有直接考虑言论自由。这可能是因为著作权理论比言论自由理论要早，也有可能是因为在传统的著作权法中没有形成鲜明的言论自由观念。例如，直到晚近美国的最高法院才在著作权的氛围中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 言论自由权包括听的权利、说的权利、阅读的权利和印刷的权利———即一种接近权。还有可能是因为，人们认为著作权和言论自由利益是公众接近的权利，著作权法中的言论自由的实质性价值是对著作权资料接近的权利，而作品的出版保障了这种接近。不过，由于著作权延伸到没有出版的现代通讯技术资料，公众接近的言论自由仍有不能实现的危险。

3. 言论自由权在著作权法中的实现

从直觉上看，著作权法和言论自由利益是相冲突的，因为著作权法保护的著作权是对作品使用和传播的直接限制和控制。例如，就美国《宪法》的言论自由与著作权条款的规定看，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应该制定任何……削减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的法律”。同时，《宪法》规定国会有权通过确保作者和发明者在有限时间内对他们各自的创作物和发明享有专有权而促进科学和有用艺术的进步。表面上看，这两者之间存在冲突。实际上，美国《宪法》的著作权条款包含了言论自由价值。美国《宪法》的著作权条款涉及的一些政策，如促进学习的政策、维护公共领域的政策和保护作者的政策，这与言论自由权利是一致的，并且是其实质性方面。授予作者专有权，在事实上并没有削减一般公众的自由表达的言论自由权。即使像美国《宪法》的著作权条款的言论自由价值在著作权理论中没有得到充分认识，在著作权法的实施中可以认为仍然有相当价值。由于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与著作权条款部分涉及同一标的———作品，著作权法不包含言论自由价值避免了美国《宪法》两方面规定的潜在冲突。美国《宪法》著作权条款中的言论自由价值被认为是实施第一修正案中的言论自由价值。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主要的言论自由权利是言论和出版的权利; 著作权条款中主要的言论自由价值是公众听和阅读的权利。不过，虽然著作权条款包含言论自由价值，它却没有创造言论自由权利。

还如，加拿大的《权利法案》一方面规定，每一个人都有自由地参加社会文化生活的权利，以享受艺术与分享科学进步的利益; 另一方面规定，每个作者都有权维护科学、文学及艺术作品所产生的精神利益及物质利益。作为垄断作品使用与传播的著作权与思想、信息自由扩散的言论自由权利看似是冲突的，然而著作权与言论自由在促进思想的自由传播这一根本点上存在一致性。这个一致性确保了著作权法可以通过一定制度设计平衡和协调这两个冲突的利益和目标，使著作权法在言论自由的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

具体而言，言论、出版自由等思想表达自由在著作权法中，可以通过确立社会公众的进入权来加以保障。这里的社会公众的进入权，是社会公众在一定的条件和环境下自由地使用作品、自由地获取与传播知识、信息、交流思想的权利与自由。进入权是宪法限制言论自由权的滥用以确保公共利益的思想在著作权法中的体现和保障，它主要是通过在著作权中设立权利限制的途径来实现的。思想与表达二分法也是确保进入权的重要原则。根据美国著名著作权学者 Nimmer 的研究，二分法也是协调言论自由权与著作权保护的重要原则。理由是，思想不受限制能够保障人们在一般情况下从思想的传播和表达中受益，而对表达形式的专有权则能够为著作权人从事智力创作活动提供经济上的激励。他得出的结论是，应从宪法的层面限制著作权而不是为保护表达自由而扩张合理使用原则[7]。特别是著作权法中的合理使用制度，保障了为个人学习、研究目的，为评论、新闻报道目的，为科学研究、教育、图书馆使用等目的而使用著作权作品的自由，使社会公众能够必要地参与分享作品带来的利益。进入权在著作权法中的确立，无疑平衡了著作权与言论自由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