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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澳大利亚第七次人权对话联合新闻公报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29 06:04:02  浏览:9831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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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澳大利亚第七次人权对话联合新闻公报

中国 澳大利亚


中国与澳大利亚第七次人权对话联合新闻公报

(二OO三年七月二十八日于北京)


  2003年7月28日,中国与澳大利亚第七次人权对话在北京举行,这是双方在人权问题上开展建设性对话进程中新的一步。中澳人权对话始于1997年,旨在加强相互信任,讨论人权问题,并寻求合作的具体方式。

  中国人权对话代表团由外交部部长助理沈国放率领,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司法部、统战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的代表参加了对话。澳大利亚人权对话代表团由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副秘书长芮捷锐率领,澳大利亚人权与平等机会委员会主席、皇家律师约翰·冯·多萨先生以及来自澳政府负责人权事务部门的代表参加了对话。

  双方就妇女和儿童权利、少数民族权利、司法管理、公民和政治权利、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以及与联合国人权机制的合作等一系列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友好、深入的讨论。

  双方认为,当前中澳关系发展顺利,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扩大。进一步发展中澳友好合作,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也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双方致力于开展对话,体现了中澳之间强有力的双边关系。

  双方重申承认并尊重人权的普遍性原则,认为所有人权都是不可分割、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的。世界各国,无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有义务根据本国国情,进一步促进和保护人权。

  双方认为,在人权领域开展对话与交流有助于增进相互了解,减少分歧,有利于相互借鉴,共同进步。

  双方在对话中确认了《2003-2004年度人权技术合作方案》文本,双方均表示愿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继续开展人权合作项目。

  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将会见芮捷锐副秘书长及澳大利亚代表团。

  中国外交部还协助安排了澳代表团在结束其北京日程之后赴西藏拉萨参观访问,以了解当地的人权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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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荷兰王国政府植物检疫协定

中国政府 荷兰王国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荷兰王国政府植物检疫协定


(签订日期1986年8月25日 生效日期1987年5月6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荷兰王国政府(以下简称“缔约双方”)为了防止检疫性病虫由国外传入或由国内传出各自领土,便于进行植物和植物产品的交流和贸易,并促进双方在植物检疫和植物保护领域的合作,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本协定规定:
  一、“植物”是指活的植物和活的植物部分,包括供播种用的种子。
  二、“植物产品”是指来源于植物,未经加工或业经简单处理的产品。
  三、“检疫性病虫”是指严重危害植物和植物产品的昆虫、线虫、真菌、细菌、病毒、类病毒、菌质体、杂草及其种子。

  第二条 缔约双方商定:
  一、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检疫性病虫通过植物和植物产品的出口,从缔约一方的领土传播到缔约另一方的领土。
  二、充分考虑和尊重缔约双方的植物检疫条例。
  三、相互提供现行的植物检疫条例。
  四、相互将其领土上新发生的检疫性病虫的分布和防治情况,以书面形式通报对方。

  第三条 缔约双方商定:
  一、运往缔约另一方的植物和植物性货物,必须按照进口国的植物检疫条例、贸易合同与进口许可证的要求进行检疫。
  二、出口、进口和转口的植物、植物性货物、包装材料和运载工具,必须进行检疫。

  第四条
  一、植物和植物性货物必须由输出国的植物检疫机关出具植物检疫证书,证明植物和植物性货物符合进口国的植物检疫条例、贸易合同和进口许可证的要求。
  二、植物检疫证书最低限度须用英文书写,并不得有任何涂改和删除。

  第五条 对具有植物检疫证书的植物和植物性货物,不排除进口国有权对其进行检查和采取必要的检疫措施。如发现进口的植物和植物性货物带有检疫性病虫,应采取必要的检疫措施进行处理,并立即通知出口国植物检疫主管机关。

  第六条 本协定同样适用于非贸易性的植物和植物产品。

  第七条 缔约双方保证:
  一、促进专家互访,以便相互了解在植物检疫和植物保护工作中应用的方法。
  二、促进对检疫性病虫及其防治方法研究的合作,并交换取得成果的资料。

  第八条 为执行本协定,缔约双方经协商后可派遣代表互访。国际旅费由派出一方自理。访问期间的食宿、交通和急病医疗费用由东道国负担。

  第九条 如缔约一方希望修改本协定的任何条款,可向缔约另一方提出协商,协商在提出要求之日起的两个月内以口头或书面方式进行。经缔约的双方同意的修改,将于缔约双方完成各自的法律程序并以书面相互通知之日起第三十天生效。

  第十条 为执行本协定的条款,缔约双方的植物检疫机关将直接联系。

  第十一条 本协定不影响缔约双方由于签订其他国际性协定,业已或将要取得或接受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二条 对荷兰王国而言本协定适用于在欧洲的王国。

  第十三条
  一、本协定自缔约双方完成各自的法律程序并以书面相互通知之日起第三十天生效。
  二、本协定有效期为五年。如期满六个月前,缔约任何一方未书面通知另一方终止本协定,则协定有效期限将自动顺延五年。
  双方签字代表经正式授权签署本协定,以兹证明。
  本协定于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在海牙签订。一式两份,每份用中文、荷兰文、英文书写。三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如缔约双方对本协定在解释上有分歧,应以英文本为准。
  注:本协定自荷兰政府和中国政府分别于一九八七年二月四日和四月七日相互通知完成国内法律程序后,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六日生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        荷兰王国政府代表
     何  康             布拉克斯
     (签字)             (签字)
企业改制职工集资款何去何从

    刘京柱


在当前方兴未艾的企业改制过程中,如何妥善处理企业职工集资款的问题,不仅关乎企业改制工作能否顺利进行,而且也因直接联系着职工的切身利益,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影响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甚至出现职工集体上访、企业无法正常生产经营的局面。那么,在当前的企业改制中职工集资该何去何从呢?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结合法院审判实践,笔者认为,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不能强迫职工将集资款转为股本金。按照劳动部有关通知要求,企业不得强迫职工入股。按照国家体改委《关于发展城市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指导意见》以及国家有关企业改革的精神,实施股份合作制的企业,在职工投资入股方面,鼓励职工在自愿的基础上人人投资入股,允许少数职工不入股。因此,在股份合作制改造中,企业不得强迫职工入股,当然也不得强行将职工集资款转为职工入股资金,不得因职工不入股而降低劳动报酬、停发工资或硬性安排下岗,更不得以此为由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否则,对因强制将职工集资款入股问题影响劳动合同履行引起劳动争议的,应按国家有关劳动争议的规定处理。
二是在企业实施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改造过程中,企业不得未经与劳动者协商,违反劳动法律法规,擅自单方变更劳动合同或把解除劳动关系作为强制职工入股(集资转入股)的手段。对职工集资款转入股、集体变更或解除劳动关系等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劳动关系重大问题,要发挥职工代表大会的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作用,保持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职工同意将集资转入股的,企业可以商同职工代表大会成立职工持股会,集中统一行使股东权利,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三是对破产企业所欠职工的集资款应区别情况妥善处理:如果是职工以“劳动保证金”、“风险抵押金”名义交纳的集资,则具有保证劳动合同履行的性质,只要职工没有违反法定的或劳动合同依法约定的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在企业破产时职工可以行使取回权,通过清算组取回劳动保证金、风险抵押金;如果职工集资是作为开办企业的一项资金来源,即职工集资款已成为企业法人注册资金的组成部分的,则集资办的企业法人宣告破产,其财产须先清偿企业的债务,如有剩余,才能退还集资款;对国务院确定的“企业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内的国有工业企业在破产前为维持生产经营,向职工筹借的款项,视为破产企业所欠职工工资处理,借款利息按照借款实际使用时间和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非试点城市的企业及试点城市中非国有工业企业破产案件中职工集资款的处理,不得适用这一规定;对既约定还本付息,又约定定期分红的集资,因职工享受了作为股东分取红利的权利,应作为股权处理,不得优先偿还。约定按企业的实际盈利情况定期分红,职工承担集资风险的集资是标准意义上的股权,集资人只有在破产财产满足了所有破产债权后,才能对剩余财产要求按比例分配;约定还本付息的集资,不是股权而是债权,应作为普通债权进行处理。
四、对通过签订合同(协议)的合法形式,收取集资或“赞助款”作为职工入厂的条件,甚至有的还规定如果职工违反合同,则厂方有权没收集资款,这类合同也即通常所说的“霸王合同”,应认定为违背职工真实意思的无效合同,职工有权向法院起诉要求厂方归还。
前几年,由于受国家金融宏观调控的加强和企业流动资金短缺制约生产经营的影响,企业集资行为曾经一度如火如荼,其潜在的信用风险已渐露端倪,如不尽快予以整顿、规范,后果不堪设想。这决非危言耸听!试想,下岗职工辛辛苦苦积攒下的工资性收入为振兴、挽救企业交纳给企业作为集资,如果届时无法收回,将直接影响到生活,往往造成集体上访、企业经营停顿的后果。从某种意义上讲,规范集资行为,严格集资管理已是刻不容缓。为此,笔者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尽快制定出统一的社会集资管理办法,明确集资的种类、性质、期限、方式、利率及用途等,具体规定申请集资单位的资格,并规定拟申请集资单位须提供资产负债表以及集资用途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接受评估机构的审查和政府主管部门的审批,逐步将社会集资纳入正常的轨道,消除强制性、随意性,避免盲目性和信用风险的发生。各级劳动行政、纪检监察部门也要加强对企业实施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改造过程中履行劳动合同以及企业集资行为的监督检查,对一些企业存在的因职工未入股影响劳动合同履行的行为,劳动部门应及时予以纠正。另外,建议立法机关进一步修订、完善《劳动法》、《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明确企业集资争议是否必须经过劳动争议仲裁程序,法院司法救济的范围等,以便将企业集资行为纳入法治轨道,减少行政干预,使解决争议的方式、方法简便、及时、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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