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做好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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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做好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工作的通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做好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工作的通知
1996年10月31日 证监发字[1996]310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用“上网定价”方式发行股票的发行方案已
经我会证监发字[1996]309号文批准，请你所按照我会证监发字[1995]161 号文和
[1996]169号文的有关要求，组织好此次股票发行工作。本次发行要先验资后配号，
对申购资金到位情况要认真查实，凡资金不实的申购一律视为无效申购。申购冻结
资金的利息，按企业存款利率计息(3天)部分归发行公司所有， 其余部分存入交易
所设置的专户。发行结束后15日内，请将发行申购、冻结资金和认购中签的明细磁
盘报送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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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企业国有产权的理解
通力律师事务所 沈诚
近日起草一个法律意见书的过程中顺便研究了一下《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03年6月5日颁布并实施，以下简称“《条例》”）和《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国资委、财政部03年12月31日颁布，04年2月1日实施，以下简称“《办法》”），随便谈些关于企业国有产权的理解。
一、 什么是企业国有产权
1）《条例》对企业国有资产的定义
根据《条例》第3条之规定，企业国有资产是指国家对企业各种形式的投资和投资所形成的权益，以及依法认定为国家所有的其他权益。企业国有资产由此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国家对企业各种形式的投资和投资所形成的权益，另一部分是依法认定为国家所有的其他权益。
如何理解“国家对企业各种形式的投资和投资所形成的权益”？根据《条例》第2条之规定，此处的“企业”应指“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国有参股企业”，《条例》第5条又进一步将上述“企业”统称为“所出资企业”。根据《条例》第7条，所出资企业的共性是由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经人民政府授权履行出资人职责。
《条例》第17条规定的是对所出资企业负责人的任免，该条分四种企业类型分别进行规定，即，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国有控股公司、国有参股公司。在《条例》第4章中同样是分上述四种企业类型分别规定企业重大事项管理。因此，我理解“所出资企业”具体就是指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国有控股公司、国有参股公司，而“国家对企业各种形式的投资和投资所形成的权益”就是指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对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国有控股公司、国有参股公司的投资和投资所形成的权益。为何法条使用了“投资和投资所形成的权益”而没有单独规定“权益”，我认为是立法者考虑了国有独资企业这种特殊的企业类型，就国有独资企业而言，其仅仅是受托经营国有资产，而对于其他三种公司制的“所投资企业”则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公司享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哪些属于“依法认定为国家所有的其他权益”？首先，根据《条例》第28条之规定，被授权进行国有资产经营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对其全资、控股、参股企业中国家投资形成的国有资产依法进行经营、管理和监督，在这种情况下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的地位和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相似，其对下属全资、控股、参股企业享有的权益应认定为企业国有资产。其次，根据《条例》第24条，所出资企业投资设立的重要子企业的重大事项需由所出资企业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我理解此处所出资企业对重要子公司所享有的权益也应属于企业国有资产，但何为“重要子公司”，法无明文规定。
综上，《条例》规定的企业国有资产包括三种具体类型：（1）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对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国有控股公司、国有参股公司的投资和投资所形成的权益；（2）被授权进行国有资产经营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对下属全资、控股、参股企业享有的权益；（3）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国有控股公司、国有参股公司对重要子公司所享有的权益也属于企业国有资产。
2）《办法》对企业国有产权的定义
根据《办法》第2条第3款，企业国有产权是指国家对企业以各种形式投入形成的权益、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各种投资所形成的应享有的权益，以及依法认定为国家所有的其他权益。
上述定义与《条例》第3条比较，有三处区别。首先是将《条例》所称的“企业国有资产”变更为“企业国有产权”。其次，《办法》规定的国有产权仅包括“国家对企业以各种形式投入形成的权益”而不包括“国家对企业各种形式的投资”，即《办法》仅规定“投资形成的权益”的转让，不规定“投资（入国有独自企业的资产）”的转让，该处变动似乎的也可解释为何将“企业国有资产”变更为“企业国有产权”。据此，我理解“企业国有产权”应是“企业国有资产”的下位概念（需说明的是若下文论及“投资形成的权益”，“企业国有产权”与“企业国有资产”可以替换使用）。第三，企业国有产权的内容中增加了“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各种投资所形成的应享有的权益”，这点也是最重要的变更。
如何理解“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各种投资所形成的应享有的权益”？参照《条例》的相关内容，“国有企业”是指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独资企业和国有独资公司，而“国有控股企业”是指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拥有控股地位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我理解，所谓“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各种投资所形成的应享有的权益”应指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及国有控股公司对下属全资、控股、参股企业享有的权益，属于企业国有产权。
根据《条例》之相关规定及第一部分的分析，只有被授权进行国有资产经营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对下属全资、控股、参股企业享有的权益才属于国有产权，而《办法》规定一般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及国有控股公司对下属全资、控股、参股企业享有的权益均属于国有产权，显然是扩大了国有资产的范围。此外，由于《办法》保留了所出资企业投资设立的重要子企业的重大国有资产转让需报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批准的规定，我理解国有参股公司对重要子公司所享有的权益是“依法认定为国家所有的其他权益”，亦属于企业国有产权。
3）对企业国有产权范围的总结
综上所述，企业国有产权包括：（1）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对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国有控股公司、国有参股公司所享有的权益；（2）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国有控股公司对下属全资、控股、参股企业享有的权益；（3）国有参股公司对重要子公司所享有的权益，由于对“重要子公司”并没有定义，我理解可从持股比例、利润贡献等方面综合考量。
二、 国有资产转让的管理部门
就转让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对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国有控股公司、国有参股公司所享有的权益，根据《条例》第25条规定，应有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决定，其中，转让企业国有产权致使国家不再拥有控股地位的，应当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在这种情况下，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本就是国有产权形式上的持有人，由其决定应容易理解。
就转让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国有控股公司对下属企业享有的权益，根据《条例》第26条规定，应由出资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国有控股公司决定，其中，重要子企业的重大国有产权转让事项，应当报同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会签财政部门后批准。其中，涉及政府社会公共管理审批事项的，需预先报经政府有关部门审批。
就转让国有参股公司对重要子公司所享有的权益，根据《条例》第26条规定，应当报同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会签财政部门后批准。其中，涉及政府社会公共管理审批事项的，需预先报经政府有关部门审批。
在所投资企业为公司法人的情况下，强制规定由同级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决定其转让对下属重要子公司的权益似乎有违背法人独立人格的嫌疑。
三、 特别说明
上述仅为我根据《条例》、《办法》的条款所做的个人理解，其中的某些内容可能并不符合有权监管部门在实践中对相关法律法规的理解，特此说明。
儿童营养膳食立法应当缓行
刘长秋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上海 200020）
随着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人们对健康问题尤其是儿童健康问题的日益关注，儿童营养膳食问题已成为不少人关注的焦点。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学者提出应当对儿童营养膳食问题进行立法，用立法来保障儿童的营养膳食，维护其身体健康。这些学者认为：“儿童营养膳食和食品安全应该有法律保护，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立法是儿童健康成长的根本保证。”然而，这种观念是否恰当呢？儿童营养膳食立法真是儿童健康成长的根本保证吗？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笔者以为，营养膳食问题尤其是营养问题与人的自我发展水平是密切相关的，能否对该问题进行立法应当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从当前在儿童营养膳食立法方面有过立法实践的国家来看，大都主要是一些发达国家。在这些国家，由于人们的温饱问题早已解决，经济上比较富足，所以便对生活的质量更为关注，对健康饮食更为关注，而这些国家的立法者也自然相应地顺应了民意，将营养膳食问题特别是儿童营养膳食问题列入国内立法议程，并最终对儿童营养膳食问题进行了立法。这与其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是分不开的。当前，尽管我国的综合国力正在不断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及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与日俱增，但就总体来看，我国依旧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各发达国家相比依旧有着极大的差距，且还存在地区生活水平的极端不均衡问题，例如：在城市，人们的生活水平要相对较高，可能要相对较为注重生活质量问题，注重饮食营养尤其是儿童的饮食营养；而在广大农村，人们的生活水平则基本上还驻足在刚刚满足温饱后对未来更富足生活目标的奋斗抑或对更高生活质量的憧憬阶段，营养问题（包括儿童的营养问题）对他们来说，恐怕还只是其为之奋斗的一个长远目标。所以，笔者认为，在这样的条件下对儿童营养膳食问题进行立法显然是不适宜的。此外，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人民的饮食文化的不同决定了其饮食营养结构（包括儿童的饮食营养结构）必然也大不相同。这样一来，即便是强制对儿童的营养膳食问题进行了立法，也可能会因该法无法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实施而使其实效受到置疑，从而导致其没有普遍性的权威。而法律假如没有权威，则它无疑于形同虚设！基于此，笔者以为，就目前而言，我国对儿童营养膳食问题进行立法的条件尚未完全具备和成熟，儿童营养膳食立法应当缓行。
此外，提倡对儿童营养膳食问题进行立法的学者还以日本为例来论证说明对儿童营养膳食进行立法的必要性。他们认为：日本是最能说明立法能保证儿童健康成长和提高国民素质的明显例子。1931年，日本18岁男青年的平均身高161.8厘米，女青年身高为151.2厘米。40年代后期，日本政府先后颁布了与营养相关的法律，包括《营养法》、《营养改善法》、《学校供餐法》等。随着与营养相关法律的颁布和实施，到1985年，日本18岁男女青年的身高分别达到171.8厘米和157.8厘米。日本通过50多年的国民营养改善，使国民体质得到普遍提高，被西方学者誉为“人类体质的发展奇迹”。但笔者以为，儿童营养膳食立法的出台与儿童身高的增长或体质的改善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说，人们（包括儿童）体质的增强或身高增长有赖于其生活水平的提高及饮食结构的科学化，而与营养膳食立法却并无必然的联系。营养膳食立法作为法律，其作用充其量在于确认并保障实施已为科学所证明的、与人们的健康相关的合理饮食结构，而不会决然地促进人们体质的增强或身高的增长。实际上，即便没有对儿童营养膳食进行立法，人们出于对儿童的关爱与呵护，也会自觉重视并强化儿童的饮食结构，注重儿童的健康饮食和营养饮食，从而使儿童的体质得到增强。而相反，即便是有了营养膳食立法，假如其国内的经济发展水平尚达不到足以满足人们改善其生活质量的需要的程度，则人们也会苦于无相应的经济能力而无法关注并改善其饮食营养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强制保障实施”无疑只会加重人们的经济负担，而无益于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提高其国民体质，该法律也只会被人们视为“恶法”而难以长久存在。所以，笔者以为，重视并对儿童营养膳食问题进行立法并不是日本国民体质改善的直接原因。日本国民体质的改善主要得益于日本经济发展所必然带来的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假如没有其经济的发展以及其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即便是有再多内容良好的营养膳食立法，其国民的体质也决不可能会有实质性的提高。因此，笔者认为，在儿童营养膳食方面，我国应当努力发展经济以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改善其生活质量，帮助其在经济能力许可的情况下自觉重视并切实改善儿童的饮食结构，从而增强其体质；而不应当是过早地用立法来强制保障儿童的营养膳食，“拔苗助长”。
在当前依法治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旋律的情势下，法律的影响已经波及到了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在许多时候，没有法律是不行的。但另一方面，法律也绝不是万能和无所不包的，在依法治国的时代，并不是所有问题都必须要有法律介入才能够最终得到解决。而且，在某些问题上，即便法律要介入，也绝不是必须或者可以马上介入的。法律在对待儿童营养膳食问题时就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当前，在我国经济基础还较为薄弱、人民生活水平较那些发达国家相比还很低的情况下，我们切不可盲目借鉴发达国家在营养膳食立法方面的经验，过早地对营养问题进行立法。
本文发表于《卫生政策》2004年第5期.
通力律师事务所 沈诚
近日起草一个法律意见书的过程中顺便研究了一下《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03年6月5日颁布并实施，以下简称“《条例》”）和《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国资委、财政部03年12月31日颁布，04年2月1日实施，以下简称“《办法》”），随便谈些关于企业国有产权的理解。
一、 什么是企业国有产权
1）《条例》对企业国有资产的定义
根据《条例》第3条之规定，企业国有资产是指国家对企业各种形式的投资和投资所形成的权益，以及依法认定为国家所有的其他权益。企业国有资产由此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国家对企业各种形式的投资和投资所形成的权益，另一部分是依法认定为国家所有的其他权益。
如何理解“国家对企业各种形式的投资和投资所形成的权益”？根据《条例》第2条之规定，此处的“企业”应指“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国有参股企业”，《条例》第5条又进一步将上述“企业”统称为“所出资企业”。根据《条例》第7条，所出资企业的共性是由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经人民政府授权履行出资人职责。
《条例》第17条规定的是对所出资企业负责人的任免，该条分四种企业类型分别进行规定，即，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国有控股公司、国有参股公司。在《条例》第4章中同样是分上述四种企业类型分别规定企业重大事项管理。因此，我理解“所出资企业”具体就是指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国有控股公司、国有参股公司，而“国家对企业各种形式的投资和投资所形成的权益”就是指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对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国有控股公司、国有参股公司的投资和投资所形成的权益。为何法条使用了“投资和投资所形成的权益”而没有单独规定“权益”，我认为是立法者考虑了国有独资企业这种特殊的企业类型，就国有独资企业而言，其仅仅是受托经营国有资产，而对于其他三种公司制的“所投资企业”则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公司享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哪些属于“依法认定为国家所有的其他权益”？首先，根据《条例》第28条之规定，被授权进行国有资产经营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对其全资、控股、参股企业中国家投资形成的国有资产依法进行经营、管理和监督，在这种情况下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的地位和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相似，其对下属全资、控股、参股企业享有的权益应认定为企业国有资产。其次，根据《条例》第24条，所出资企业投资设立的重要子企业的重大事项需由所出资企业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我理解此处所出资企业对重要子公司所享有的权益也应属于企业国有资产，但何为“重要子公司”，法无明文规定。
综上，《条例》规定的企业国有资产包括三种具体类型：（1）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对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国有控股公司、国有参股公司的投资和投资所形成的权益；（2）被授权进行国有资产经营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对下属全资、控股、参股企业享有的权益；（3）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国有控股公司、国有参股公司对重要子公司所享有的权益也属于企业国有资产。
2）《办法》对企业国有产权的定义
根据《办法》第2条第3款，企业国有产权是指国家对企业以各种形式投入形成的权益、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各种投资所形成的应享有的权益，以及依法认定为国家所有的其他权益。
上述定义与《条例》第3条比较，有三处区别。首先是将《条例》所称的“企业国有资产”变更为“企业国有产权”。其次，《办法》规定的国有产权仅包括“国家对企业以各种形式投入形成的权益”而不包括“国家对企业各种形式的投资”，即《办法》仅规定“投资形成的权益”的转让，不规定“投资（入国有独自企业的资产）”的转让，该处变动似乎的也可解释为何将“企业国有资产”变更为“企业国有产权”。据此，我理解“企业国有产权”应是“企业国有资产”的下位概念（需说明的是若下文论及“投资形成的权益”，“企业国有产权”与“企业国有资产”可以替换使用）。第三，企业国有产权的内容中增加了“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各种投资所形成的应享有的权益”，这点也是最重要的变更。
如何理解“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各种投资所形成的应享有的权益”？参照《条例》的相关内容，“国有企业”是指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独资企业和国有独资公司，而“国有控股企业”是指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拥有控股地位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我理解，所谓“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各种投资所形成的应享有的权益”应指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及国有控股公司对下属全资、控股、参股企业享有的权益，属于企业国有产权。
根据《条例》之相关规定及第一部分的分析，只有被授权进行国有资产经营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对下属全资、控股、参股企业享有的权益才属于国有产权，而《办法》规定一般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及国有控股公司对下属全资、控股、参股企业享有的权益均属于国有产权，显然是扩大了国有资产的范围。此外，由于《办法》保留了所出资企业投资设立的重要子企业的重大国有资产转让需报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批准的规定，我理解国有参股公司对重要子公司所享有的权益是“依法认定为国家所有的其他权益”，亦属于企业国有产权。
3）对企业国有产权范围的总结
综上所述，企业国有产权包括：（1）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对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国有控股公司、国有参股公司所享有的权益；（2）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国有控股公司对下属全资、控股、参股企业享有的权益；（3）国有参股公司对重要子公司所享有的权益，由于对“重要子公司”并没有定义，我理解可从持股比例、利润贡献等方面综合考量。
二、 国有资产转让的管理部门
就转让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对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国有控股公司、国有参股公司所享有的权益，根据《条例》第25条规定，应有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决定，其中，转让企业国有产权致使国家不再拥有控股地位的，应当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在这种情况下，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本就是国有产权形式上的持有人，由其决定应容易理解。
就转让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国有控股公司对下属企业享有的权益，根据《条例》第26条规定，应由出资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国有控股公司决定，其中，重要子企业的重大国有产权转让事项，应当报同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会签财政部门后批准。其中，涉及政府社会公共管理审批事项的，需预先报经政府有关部门审批。
就转让国有参股公司对重要子公司所享有的权益，根据《条例》第26条规定，应当报同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会签财政部门后批准。其中，涉及政府社会公共管理审批事项的，需预先报经政府有关部门审批。
在所投资企业为公司法人的情况下，强制规定由同级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决定其转让对下属重要子公司的权益似乎有违背法人独立人格的嫌疑。
三、 特别说明
上述仅为我根据《条例》、《办法》的条款所做的个人理解，其中的某些内容可能并不符合有权监管部门在实践中对相关法律法规的理解，特此说明。
儿童营养膳食立法应当缓行
刘长秋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上海 200020）
随着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人们对健康问题尤其是儿童健康问题的日益关注，儿童营养膳食问题已成为不少人关注的焦点。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学者提出应当对儿童营养膳食问题进行立法，用立法来保障儿童的营养膳食，维护其身体健康。这些学者认为：“儿童营养膳食和食品安全应该有法律保护，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立法是儿童健康成长的根本保证。”然而，这种观念是否恰当呢？儿童营养膳食立法真是儿童健康成长的根本保证吗？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笔者以为，营养膳食问题尤其是营养问题与人的自我发展水平是密切相关的，能否对该问题进行立法应当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从当前在儿童营养膳食立法方面有过立法实践的国家来看，大都主要是一些发达国家。在这些国家，由于人们的温饱问题早已解决，经济上比较富足，所以便对生活的质量更为关注，对健康饮食更为关注，而这些国家的立法者也自然相应地顺应了民意，将营养膳食问题特别是儿童营养膳食问题列入国内立法议程，并最终对儿童营养膳食问题进行了立法。这与其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是分不开的。当前，尽管我国的综合国力正在不断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及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与日俱增，但就总体来看，我国依旧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各发达国家相比依旧有着极大的差距，且还存在地区生活水平的极端不均衡问题，例如：在城市，人们的生活水平要相对较高，可能要相对较为注重生活质量问题，注重饮食营养尤其是儿童的饮食营养；而在广大农村，人们的生活水平则基本上还驻足在刚刚满足温饱后对未来更富足生活目标的奋斗抑或对更高生活质量的憧憬阶段，营养问题（包括儿童的营养问题）对他们来说，恐怕还只是其为之奋斗的一个长远目标。所以，笔者认为，在这样的条件下对儿童营养膳食问题进行立法显然是不适宜的。此外，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人民的饮食文化的不同决定了其饮食营养结构（包括儿童的饮食营养结构）必然也大不相同。这样一来，即便是强制对儿童的营养膳食问题进行了立法，也可能会因该法无法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实施而使其实效受到置疑，从而导致其没有普遍性的权威。而法律假如没有权威，则它无疑于形同虚设！基于此，笔者以为，就目前而言，我国对儿童营养膳食问题进行立法的条件尚未完全具备和成熟，儿童营养膳食立法应当缓行。
此外，提倡对儿童营养膳食问题进行立法的学者还以日本为例来论证说明对儿童营养膳食进行立法的必要性。他们认为：日本是最能说明立法能保证儿童健康成长和提高国民素质的明显例子。1931年，日本18岁男青年的平均身高161.8厘米，女青年身高为151.2厘米。40年代后期，日本政府先后颁布了与营养相关的法律，包括《营养法》、《营养改善法》、《学校供餐法》等。随着与营养相关法律的颁布和实施，到1985年，日本18岁男女青年的身高分别达到171.8厘米和157.8厘米。日本通过50多年的国民营养改善，使国民体质得到普遍提高，被西方学者誉为“人类体质的发展奇迹”。但笔者以为，儿童营养膳食立法的出台与儿童身高的增长或体质的改善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说，人们（包括儿童）体质的增强或身高增长有赖于其生活水平的提高及饮食结构的科学化，而与营养膳食立法却并无必然的联系。营养膳食立法作为法律，其作用充其量在于确认并保障实施已为科学所证明的、与人们的健康相关的合理饮食结构，而不会决然地促进人们体质的增强或身高的增长。实际上，即便没有对儿童营养膳食进行立法，人们出于对儿童的关爱与呵护，也会自觉重视并强化儿童的饮食结构，注重儿童的健康饮食和营养饮食，从而使儿童的体质得到增强。而相反，即便是有了营养膳食立法，假如其国内的经济发展水平尚达不到足以满足人们改善其生活质量的需要的程度，则人们也会苦于无相应的经济能力而无法关注并改善其饮食营养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强制保障实施”无疑只会加重人们的经济负担，而无益于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提高其国民体质，该法律也只会被人们视为“恶法”而难以长久存在。所以，笔者以为，重视并对儿童营养膳食问题进行立法并不是日本国民体质改善的直接原因。日本国民体质的改善主要得益于日本经济发展所必然带来的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假如没有其经济的发展以及其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即便是有再多内容良好的营养膳食立法，其国民的体质也决不可能会有实质性的提高。因此，笔者认为，在儿童营养膳食方面，我国应当努力发展经济以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改善其生活质量，帮助其在经济能力许可的情况下自觉重视并切实改善儿童的饮食结构，从而增强其体质；而不应当是过早地用立法来强制保障儿童的营养膳食，“拔苗助长”。
在当前依法治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旋律的情势下，法律的影响已经波及到了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在许多时候，没有法律是不行的。但另一方面，法律也绝不是万能和无所不包的，在依法治国的时代，并不是所有问题都必须要有法律介入才能够最终得到解决。而且，在某些问题上，即便法律要介入，也绝不是必须或者可以马上介入的。法律在对待儿童营养膳食问题时就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当前，在我国经济基础还较为薄弱、人民生活水平较那些发达国家相比还很低的情况下，我们切不可盲目借鉴发达国家在营养膳食立法方面的经验，过早地对营养问题进行立法。
本文发表于《卫生政策》2004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