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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人大常委会


银川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银川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银川市市政设施管理条例>的决定》于2011年9月28日银川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2011年12月1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批准，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银川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1年12月12日


银川市市政设施管理条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市市政设施管理，保护市政设施完好，发挥市政设施功能，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根据国务院《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等有关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城市范围内市政设施的规划、建设、养护、维修和管理。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的市政设施包括：

　　（一）城市道路：指城市车行道、人行道、硬化隔离带、地下通道、路肩、路边坡等；

　　（二）城市桥涵：指城市桥梁、涵洞、立交桥、人行天桥及其附属设施；

　　（三）城市排水设施：指雨水管道、污水管道、检查井、雨水井、排污盖板沟及明沟、泵站、污水处理等设施；

　　（四）城市防洪排涝设施：指用于城市建成区防洪排涝的沟、堤及其保护范围内的用地和设施；

（五）城市照明设施：指城市道路、桥涵、广场、公园、公共绿地、名胜古迹以及其他建（构）筑物的功能照明和景观照明设施及其附属设施；

（六）地下管线井具设施：指依附于城市道路上用于电力、通讯、燃气、热力、中水、给排水（含消防供水）等地下井体及其附属设施。

第四条　市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市城市范围内的市政设施的管理工作。银川市市政工程管理处、银川市路灯管理处（以下统称为市政设施管理机构）按照各自职责负责市政设施的日常管理工作，并按照本条例规定实施行政处罚。

规划、公安、环保、水务、城市管理、园林、住房保障等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协同做好市政设施的管理工作。

第五条　市政设施管理工作应当坚持统一规划、配套建设、协调发展和建设、养护、管理并重的原则。

第六条　市政设施是社会公共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的义务，并有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进行制止、检举和控告的权利。



第二章　市政设施的规划、建设管理



第七条　市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总体规划，会同有关部门编制市政设施建设的发展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城市供水、排水、燃气、供热、供电、通信、有线电视、消防、园林绿化等依附于城市道路的各种管线、杆线等设施的建设计划，应当与城市道路发展规划和年度建设计划相协调，与城市道路同步建设。

第八条　城市市政设施的建设资金，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采取政府投资、集资、贷款、国有土地有偿使用等多种渠道筹集。

　　市政设施可以实行有偿使用。有偿使用的项目、标准和期限，依照国家规定的管理权限和审批程序报经批准后执行。

　　有偿使用的收入，应当用于市政设施的建设、养护、维修或偿还贷款、集资款。

第九条　城市市政设施建设应当纳入城市改造、建设和住宅小区的综合开发建设计划配套进行。

　　其他建设工程毗邻城市市政设施的，应当按规定留出安全间距。施工时，必须采取防护措施。

第十条　城市市政设施工程的设计、施工和竣工验收，必须严格执行国家的技术标准、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

第十一条　新建、扩建、翻修城市道路时，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施工前向社会通告。需要与城市道路建设同步进行建设或维修地下设施的供水、排水、燃气、供电、供热、通信、有线电视、消防、园林绿化的单位，应持计划、规划批准文件到市政设施管理机构办理审批手续，并严格按照先地下、后地上的原则施工。

第十二条　新建、改建、扩建城市道路、排水设施、桥涵，建设单位应当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十五日内，将工程技术资料移交市政设施管理机构。

第十三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有计划地按照城市道路技术规范改建、拓宽城市道路与公路的结合部，市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申请上级公路行政主管部门在资金上给予补助。



第三章　城市道路、桥涵设施管理



第十四条　市政设施管理机构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密切配合，加强对城市道路、桥涵设施的管理，保证城市道路、桥涵设施完好和交通畅通、安全。

　 第十五条　城市道路、桥涵设施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擅自占用或者挖掘道路、桥涵设施；

　　（二）擅自行驶履带车、铁轮车或者超重、超高、超长和装载易燃易爆物品的车辆；

　　（三）擅自进行有损道路设施或危及桥涵设施安全的各种作业；

　　（四）擅自在城市道路两侧开设路口、设置台阶及固定坡道；

　　（五）擅自在道路、桥涵设施上摆摊设点、开办市场；

　　（六）在桥梁上架设压力在0.4兆帕以上的煤气管道，十千伏以上的高压电力线和其他易燃易爆管线；

　　（七）机动车辆在非指定的路段和桥涵上停车、洗车和试车；

　　（八）倾倒垃圾（渣土）、污水以及撒漏其他固体、流体物质；

　　（九）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在人行道上行驶或者在人行道非指定停车地点停放；

　　（十）占用盲人道；

　　（十一）擅自建设各种建（构）筑物；

　　（十二）擅自在道路、桥涵设施上设置、张贴或悬挂标语、广告；

　　（十三）其它损害道路、桥涵设施和妨碍交通安全的行为。

第十六条　履带车、铁轮车、超限车和装载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的车辆确需通过城市道路或桥涵的，应当事先报经市政设施管理机构批准，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按批准的时间、路线，在管理人员监护下通过。

　　前款规定的铁轮车、超限车和装载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的车辆确需通过城市道路或桥涵的，在报经市政设施管理机构批准同时还应当报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

第十七条　严格控制城市道路的占用和挖掘。因特殊情况，确需临时占用、挖掘城市道路的单位和个人，须经市政设施管理机构审核批准，并向市政设施管理机构交纳占道费或挖掘修复费，办理许可证。需要移动位置、扩大面积、延长时间的，应当提前办理变更手续；影响交通秩序和安全的，还应征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同意。

　　市政设施管理机构可以根据城市建设和交通管理的需要作出变更占用、挖掘许可的决定。

第十八条　严格控制占用城市道路作为停车场（点）或集贸市场。需要在城市道路两侧空地设立停车点的，由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联合审批；需要占用城市道路设立集贸市场的，由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九条　城市道路在重大节日前和11月1日至次年3月31日期间不准挖掘；新建与改建的道路五年内不得挖掘；大修后的道路三年内不得挖掘。因特殊情况需要在上述期限内挖掘道路的，须经市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到市政设施管理机构办理挖掘许可证后，方可挖掘。道路挖掘修复费按物价部门核定的道路挖掘修复费的最高标准收取。

　　第二十条　经批准临时占用、挖掘城市道路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将占用、挖掘道路许可证悬挂在占用或挖掘范围醒目处，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

　　（二）按照批准的地域、范围、用途、时限占用或挖掘；

　　（三）挖掘现场应设置护栏、明显标志等安全设施；

　　（四）挖掘城市道路铺设地下管线的，能够采取顶（拉）管过路的应当采取顶（拉）管施工；

　　（五）施工中遇到管线冲突时，应与有关部门协商一致后再行施工；

　　（六）临时占道堆放施工材料、建筑弃土，搭建临时工棚，应当规范、整洁；

　　（七）临时占用或者挖掘道路期限届满，应及时拆除障碍物，恢复道路功能，并接受市政设施管理部门验收；确需延长期限的，必须办理延期手续；

第二十一条　城市道路顶（拉）管工程施工方案，应当经市政设施管理机构审查同意后，施工单位方可施工。

顶（拉）管施工现场应当设置明显标志和安全防护设施，并在施工现场标明建设单位与施工项目名称。施工完毕后十五日内，建设单位应当将工程技术资料报市政设施管理机构备案。

第二十二条　在城市道路埋设的各种管线发生故障，需要紧急抢修的，可以先行破路抢修，并同时通知市政设施管理机构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在二十四小时内按规定补办批准手续，缴纳道路挖掘修复费。

第二十三条　承担沿街（巷）开发建设改造的建设单位，必须按要求完成建筑物的拆迁和现场清理。并负责铺设人行道砖,接受市政设施管理机构的监督管理。



第四章　城市排水、防洪设施管理



第二十四条　市政设施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对城市排水、防洪排涝设施的管理，保障城市排水、防洪排涝设施的畅通完好。

第二十五条　在城市排水设施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堵塞、损坏、盗窃排水设施；

　　（二）擅自移动和占（跨）压排水设施；

　　（三）向城市排水设施排放腐蚀性、放射性、易燃易爆等有毒有害物品；

（四）向城市排水设施倾倒垃圾、废渣及其他杂物；

（五）修建妨碍排水设施正常使用和影响其安全的建（构）筑物；

　　（六）在管道、排水沟上截流取水；

　　（七）雨水管和污水管在分流制排水系统内混接；

（八）在雨水井内连接其它管道；

（九）将未经过隔油池、沉淀池（井）沉淀的污（废）水和施工降水直接排入城市管网；

（十）其他损坏排水设施的行为。

第二十六条　使用城市排水设施的单位，应当向市政设施管理机构申请，经检测达到排放标准的，办理《排水许可证》后，方可排放。

第二十七条　新增污水排放单位需向城市排水管网排放污（废）水，可采取受益单位集资建设的办法。排水管道建成后，应当无偿移交市政设施管理机构管理。

第二十八条　在城市防洪排涝设施与城市排水系统合用的排水沟、泄洪沟、堤土拜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在防洪堤、排水沟、泄洪沟、泵站进出水口两侧三十米范围内修建建筑物、构筑物，乱挖、乱倒垃圾、堆放物料、擅自植树、架设桥涵、立杆、架线、埋设管线、或进行其它生产作业；

　　（二）未经批准，破堤、堵塞泄洪沟截流蓄水；

　　（三）其它有损防洪排涝设施的行为。

第二十九条　凡因特殊情况需要临时占用或挖掘城市防洪排涝设施与城市排水系统合用的排水明沟、泄洪沟、堤土拜等设施的，必须报经市防汛管理部门同意和市政设施管理机构批准，办理临时占用手续，按规定向市政设施管理机构缴纳占用费、修复费，严格遵守批准的期限、地点和范围。



第五章　城市照明设施管理



第三十条　市政设施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对城市照明设施管理，保证照明设施的完好和正常运行，应当采用新技术、新设备，保证设备完好率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

　　凡产权不属于市政设施管理机构管理的建筑物（构筑物）的室外照明设施，必须按规定亮化，并接受市政设施管理机构的监督和指导。

第三十一条 市政设施管理机构应当依据城市照明规划，制定城市照明节能计划和节能技术措施，优先发展和建设功能照明，严格控制景观照明的范围、亮度和能耗密度，并依据国家有关规定，优先选择通过认证的高效节能产品。任何单位不得在城市景观照明中有过度照明等超能耗标准的行为。

第三十二条　在城市照明设施上禁止下列行为：

（一）擅自在照明设施上张贴（挂）广告、宣传，架设通信线（缆）、闭路线（缆），安装其他设施；

　 （二）占用照明设施；

　（三）在照明设施安全范围内使用明火；

（四）在照明设施杆塔基础或地下管线安全地带堆放杂物、挖掘取土、倾倒腐蚀性废液（渣）；

　 （五）损坏、盗窃照明设施；

　 （六）其它损坏照明设施的行为。

第三十三条　照明设施附近的树木，距带电物体的安全距离高压不得小于1.2米，低压不得小于0.8米。对不符合安全距离影响照明效果的树木，由市政设施管理机构与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协商后修剪或移栽。

第三十四条　发现照明设施被损坏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保护事故现场，防止事故扩大，并及时通知市政设施管理机构进行处理。



第六章　养护、维修管理



第三十五条　承担城市市政设施养护、维修的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养护、维修的技术规范，确保工程质量。

市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市政设施养护、维修工程质量进行监督检查，保障市政设施的完好。

第三十六条　市政设施管理机构及有关产权单位，应当加强对市政设施的养护、维修和管理，经常巡视检查，及时养护维修，保障市政设施的功能完好和正常运行。市政设施发生故障和险情，市政设施管理机构或者产权单位应当及时组织抢修、排险，尽快恢复正常使用。

　　市政设施发生故障需要抢修时，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积极配合，不得阻碍抢修施工。

第三十七条　市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建设和管理的城市市政设施，由市政设施管理机构负责养护、维修，所需费用由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定。住宅小区、单位投资建设和城市综合开发建设单位按城市规划配套建设的市政设施，由投资建设的单位或委托的单位负责养护、维修。占用城市道路设立的停车场、市场由占用单位负责养护、维修。

　　单位投资建设和城市综合开发建设单位，按城市规划要求配套建设的市政设施，需要移交市政设施管理机构的，应当报市人民政府批准，经市政设施管理机构验收后，无偿移交市政设施管理部门。

第三十八条　纳入城市照明系统的照明设施，必须符合下列规定：

　　（一）符合照明安装及施工质量标准；

　　（二）提供必要的维修条件和有关设计文件、施工图纸；

　　（三）交纳一至三年的运行维护费用。

　　对符合上述规定的照明设施，经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市政设施管理机构验收合格后，方可办理资产移交手续，纳入城市照明系统。

第三十九条　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改动、拆除、迁移市政设施或者改变其使用性质。经批准的，应当承担改动、拆除、迁移的费用。

第四十条 城市地下管线设施产权单位或者管理单位应当加强对城市地下管线井具设施的管理和养护维修，并遵守下列规定：

（一）井具设施应当符合城市道路技术规范，检查井、阀门井等井具的箱盖和内壁应当标有表明其使用性质的明显标识和产权人名称；

（二）设立二十四小时值班电话，接到维修投诉电话后，立即组织补装、更换；

（三）对井具设施应当建立日常巡查和维修养护责任制度，发现井具设施缺失、损毁的，立即组织补装、更换，对立即补装、更换井具设施有困难的，应当设置警示标志；

（四）对于废弃的地下管线井具设施，应当填埋。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擅自收购井盖、井箅、电缆、照明等市政设施构配件。

第四十一条 对难以确认权属单位的废弃地下管线井具设施，由市政设施管理机构予以填埋。

第四十二条　市政设施养护、维修、检查专用车辆应当使用统一标志。执行任务时，凭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通行证，在保证交通安全的前提下，不受行驶路线、行驶方向和临时停车的限制。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设计、施工，限期改正，并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一）未按照国家有关技术规范标准进行市政设施设计、施工的；

　　（二）不具备相应资质等级而承担设计、施工的；

　　（三）不按照设计图纸施工或者擅自修改设计图纸的。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使用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市政设施的，由市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视情节轻重，可以并处工程造价款百分之二以下罚款。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城市道路顶（拉）管工程，未经市政设施管理机构审查同意施工的，由市政设施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补办手续，并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一）、（七）项规定的，由市政设施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视情节处以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三）、（四）、（六）项规定的，由市政设施管理机构责令改正，视情节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二十条第（五）项、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二条规定的，由市政设施管理机构按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未造成市政设施损坏的，责令改正，并视情节对责任者处以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二）造成市政设施损坏，尚不影响使用的，责令赔偿损失，并视情节对责任者处以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三）造成市政设施损坏，影响正常使用的，责令赔偿损失，并视情节对责任者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四）违反本条例擅自占用或挖掘道路的，由市政设施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清除，赔偿损失，并视情节按城市道路占用费、挖掘修复费标准处以五倍至十倍的罚款，最高金额不得超过二万元。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政设施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并视情节处以二百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承担赔偿责任。

　　（一）敷设各类管线不按规定办理申报手续或者紧急抢修管线不按规定补办审批手续的；

　　（二）承担沿街（巷）开发建设改造的建设单位，未按要求完成建筑物的拆迁和现场清理，未铺设人行道砖的；

　　（三）未办理《排水许可证》，擅自向城市排水设施排放污水的；

　　（四）损坏城市照明设施后逃逸的；

　　（五）擅自改动、拆除、迁移市政设施或改变其使用性质的；

　　（六）未对设在城市道路上的各种管线的检查井、箱盖或者城市道路附属设施的缺损及时补缺或者修复的；

　　（七）未按照批准的位置、面积、期限占用、挖掘城市道路或者需要改变位置、扩大面积、延长时间，未提前办理变更审批手续的；

　　（八）占道市场、停车场不按规定养护、维修的；

　　（九）擅自收购市政设施构配件的；

　　（十）阻碍抢修施工和日常管理、养护、维修的。

第四十九条　其它建设工程毗连城市市政设施，在施工时，损坏城市市政设施的，施工单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规定的，由市政设施管理机构、市水务防汛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五十一条　市政设施管理机构对违反本条例规定，拒绝接受行政处罚的单位和个人，可以暂扣其占用或损坏市政设施的物品。

　　被暂扣的物品在处理期间因管理不善造成损失的，由暂扣机关负责赔偿；因物主责任造成损失的，由物主自行承担。

　　自处罚决定书送达之日起，物主在十五日之内无正当理由不接受处理的，市政设施管理机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将被暂扣的物品拍卖或折价变卖抵充罚款，余额部分退还当事人。

第五十二条　盗窃或损坏城市市政设施，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三条　对违反本条例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处罚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

第五十四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十五条　市政设施管理机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五十六条　城市道路、桥涵、排水的管理由银川市市政工程管理处管理。

城市照明设施由银川市路灯管理处管理。

第五十七条　按本条例规定收取的占道费、挖掘修复费和其他费用，必须按财政、物价部门规定的标准收取，并按有关规定存入财政专户，专款专用。

第五十八条　本条例自2001年7月1日起施行。

刑事诉讼中证人怠于出庭的社会成因探究

申笑梅 刘 磊
(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 邮编： 832003)

[摘要] 《刑事诉讼法》经过系统修改在我国颁布实行的几年来，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日趋完善、更加合理。在考量刑事司法制度变革是否深入的问题时，证人出庭问题逐渐成为的重要因素。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本文拟从“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角度出发，假定人为理性之人，就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证人出庭的现状及其社会成因作初步的探讨。


一、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的现状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庭审方式作了重大改革，确立了“控辩式”庭审方式，要求控辩双方当庭举证，通过控辩双方的法庭调查、辩论，当庭查清事实，确认罪责。为了贯彻“对抗求证”这一当事人主义诉讼的基本精神，防止剥夺当事人对原始人证的询问和反询问权，新的庭审方式要求证人原则上应当出庭，接受以交叉询问方式进行的质证，必要时还要接受法官的询问，从而使法庭能够直接审查证人的作证资格、感知能力、记忆能力、表达能力，合理判断主客观因素对证人作证的影响，辨别证言的真伪。但是目前从查阅到的法院汇总的资料显示，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况却令人非常担忧，即使少数出庭的证人也是经过办案人员的再三说服才勉强到庭的。而警察通知证人到公安局接受询问，一般说来证人却都会按时赶到，老实接受询问。因为警察和检察官手中具有强制性力量，足以使任何公民感到威慑，并且可以采用多种方式使这种强制变为现实。
证人出庭作证问题成为困扰司法机关的一大难题，它使法庭审判事实上演化为法官对控诉方卷宗笔录的书面或口头审查：由于证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均不出庭作证，法官对证人证官等言词证据的调查，仅局限于摘录和宣读控方卷宗所记载的笔录，尤其是被告人即使在法庭上做出了陈述。但这种陈述若与控方笔录所记载相矛盾，法官仍以卷宗中的陈述记录作为裁判的主要依据。这种书面审判方式是法庭审判流于形式的关键因素之一，成为阻碍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障碍。[1]（P6）
二、社会因素的综合影响是证人出庭制度实施的最强有力的干扰因素。
导致证人出庭作证情况不理想的原因诸多，本文仅从其社会成因方面作如下分析：
（一）证人出于对自身安全的现实关注而舍弃对法定义务的承担。
在分析民主、法治社会时，我们通常认为公民的纳税应该首先被用来提供安全和秩序——两种个人不能够生产(个人与国家相比，在生产安全和秩序两种产品上基本没有成本优势)的公共消费品。但我国自建国以来所面对的历史遗留的现实是国家积贫积弱、百业待兴，外国反动势力又在不断压制、威胁着我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中央财政税收的大部分投入到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去，从而使司法部门的投入长期短缺，制约了他们提供安全和秩序的生产能力。短缺之下掩盖着社会公民之间对公共安全产品享有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它们在各阶层内部较平等的分布，在阶层之间则是不平等的供给。同级的干部享有差别不大的公共产品，但对比他们上级、下级或普通群众之间，他们所享有的安全和秩序的保障是大不相同。有职务、有实权的人物占有更多的安全保证和服务之类公共产品，而普通大众则在履行完纳税义务的同时，却不得不以各种合理、不合理的或合法的、不合法方式努力保护着自己。现实中，在遇到重大案件时，高级领导人更有义务、有责任出庭作证，给普通大众做示范、表率作用。但在贪污、腐败案件中，鲜有省、市级领导出庭作证的。这些行为对普通大众具有强烈的心理暗示效应。连受保护最好的官员都会因有所顾忌而没有出庭作证，更何况普通大众呢?
因此在法律不能提供给社会大众一致有效的法律保障时，个人最好的对策是明哲保身，少染是非。这种情形是博奕论中的“囚徒困境”在现实世界中最好的验证：人们将自己或他人在长时间内、多次相同的社会互动中积累的出庭后果，进行了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对比，再经过现存的社会制度文化进行自然筛选，得出了个人理性的最终选择。这是证人不愿作证时，普遍存有的一种心理。证人出庭作证与书面形式的作证不同，他要直面被告人证实或揭露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在表达方式上更显直接，感觉更象是自己在庭上作证“加害”于被告人，加重了被告人的刑罚，因此担心事后会遭到被告人及其亲属的打击报复。特别是一些带有暴力团伙性质的犯罪，有的被害人连到公安机关报案的胆子都没有，更何况到法庭上作证。《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对证人及其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但是，由于没有具体的保护措施，没有专职的保护人员以及行之有效的保护机制，对证人的保护只停留在事后保护、人身保护、宣言式保护范围内，忽视了对证人事前预防性及财产方面的保护，一旦证人及其家属遭到打击报复，造成损害，无论是追究刑事责任还是给予治安管理处罚，这对于证人及其家属来说，已经于事无补，“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从这个层面上考虑，证人出庭的法定性中的合理性就大打折扣，这样又怎能调动证人出庭作证的自觉性、积极性、主动性呢?
（二）中国人情社会千年积淀下来的巨大世俗力量像一只看不见的手，依靠着社会心理的惯性在阻碍证人的出庭作证的行为。它严重干扰了证人的理性决断，从现实生活的各个层面上深刻地制约着证人的作证行为。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曾经论述过，生活在中国社会里的每一个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他的关系网就象是往平静的水面上扔了一颗石子后激起的一圈圈涟漪，最中心的位置是自己，离自己最近的一圈是父母兄弟，再往后是亲戚朋友，以次类推，直到离自己最远的一圈。每个人都是一颗石子，都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他只对圈子里的人信任、扶助，对圈子之外的人时刻怀有戒心；而圈里的人遵守着同样的规则(中国大众所普遍接受和推行的道德准则)，对他也信任、扶助。人们更多的是依靠人际关系而非法律制度的保障在生活着。刑事案件中常见的情况是：证人与被告人是同乡、同事、邻居、朋友、亲戚或利害关系人，平时关系融洽、往来密切，所以他们认为用书面形式证实被告人的犯罪已经对被告人很“不讲义气”了，破坏了“交互利、兼相爱”的准则（这种“利”或许很自私，这种“爱”或许不受法律保护）。现在还要他们当庭证明，更是不可能。也有的证人曾经得到被告人及其近亲属的好处对被告人持同情或感恩心理，不敢到法庭上作证。还有的证人因与被告人的犯罪有一定的牵连，所以他们也不敢出庭作证。
长时间的生活习惯侵化到我们的思想中，形成了“意蒂牢结”，控制了我们的思维、行为，使我们不得自由思考行事。于是，出于人类运用理性的“冲动”和追求“自由”的天性，我们便要对旧思想进行“祛魅”，加以理性的批判（批判仅指一种理解和扬弃，是理性反省理性自身的过程）。通过批判思想才能获得独立，如此我们就可以与时俱进，将自己的观念纳入到现行的社会制度文化中去，形成自觉地依法行事的新观念、新风尚。但我国目前尚处于也将在较长时间内处于社会转型期，在新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关系模式尚未建立之时，大多数中国人仍然依赖着延续已久的社会人际关系生活着。若为了出庭作证而破坏了这种美妙的和谐，后果往往是证人与原有的生活关系决裂。在证人脱离了旧有的生活模式，又不能进入新的生活时，等待他的只是在新、旧生活之间长久的徘徊。这时谁又来保障证人的权利?相应的法律救济又在哪里?相应的道德鼓励又在哪里? 这是“谁之正义？何之公正？”
（三）证人作证的价值属性被忽略。证人之所以成为证人，是因为他拥有并掌握他人所不知而又需要的、关于案件的情况，正是因为他人不知，这种情报具有的稀缺性，稀缺性正是我们所生存的真实世界价值产生的本源；正是因为他人需要，这种情报所具有的价值使证人的作证具有的商品的属性。并且该情报会因为需要的强烈程度不同，其价值形态随之相应波动。在我国，证人内在的价值被社会大众强烈的道德召唤感和使命感淹没了、冲淡了，我们以法律的名义强制他人放弃本该享有的正当利益，去服务于正义的事业而不予补偿，这种观念、行为本身就是不公平的，不符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发展规律所强调的价值意义。
证人出庭作证在经济上非但没有利益机制的驱使，反而得不到应有的补偿。其损失如车旅费、误工费等都是可实际考量的。特别是对那些路途遥远，作证时间长，次数多的证人来说更是一笔不小的损失。但是目前我国缺乏对证人予以经济补助的配套措施，所以很多证人把作证看成一种负担，怕因出庭作证而影响自己的经济收入。
（四）证人作证意识薄弱。在现实生活中，不少证人认为揭露惩罚犯罪是司法机关的职责，参与其中是自己的觉悟，不参与也不为过；还有的认为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记录了他们的证言，他们已履行了作证义务，没有必要再当庭与被告人质证。甚至有的证人收到出庭通知书后，竟不知道法院叫他们去干什么，因为害怕反而不敢出庭。
另一方面，我国民主和法治的启蒙阶段过短，公民也没有亲历百年的法治环境的生活积累，没有先天形成对法律的虔信。对法律的虔信有双重含义：一是通过理论验证后所得到的内心确信，二是通过个体的生活经验总结得出的对法律不可动摇的信任。上述方法同样适用于讨论证人怠出庭作证的问题。
首先，我们对法律的虔信导源于我们对法定义务的明确承担，而不是借口服从于人性弱点的必然律就回避它；但立法规定不明，相互矛盾，公民难以实现内心的确信。
1、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但是，对于条款中的“作证”是出庭向法院口头陈述自己所知道的案件情况，还是不出庭只是向司法人员提供证人证言，没有明确的的规定。同时《刑事诉讼法》157条又规定了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第157条“公诉人、辩护人应当向法庭出示物证，让当事人辨认，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审判人员应当听取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这就说明证人履行作证义务既可以采取出庭作证，向法庭口头陈述自己所知道案情的方式，也可以采取不出庭作证，由司法人员将其证言制成笔录在法庭上宣读的方式。证人在可自由选择的情况下，容易造成不出庭作证的现象。
刑事诉讼法关于证人出庭的立法过于简陋，对证人出庭的方式，出庭作证的程序、规则，证言效力，质证权的行使等均只有原则上的规定，而没有具体内容。因此司法实践中不易掌握，运作时难免存在随意性，也让想出庭作证的人无所适从。
2、证人权利、义务、责任在法条上不平衡。权利义务相一致是我国宪法的原则，公民不能只享有权利而不尽义务，也不应只尽义务而不享有权利，违反义务必须承担一定的责任。刑事诉讼中证人履行法律规定的作证义务，承担因作伪证或隐匿罪证所应负的责任，因此他们应享有一定权利。但96年刑诉法中、证人权利、义务、责任均严重失衡。表现在：
(1)证人的权利与义务不平衡。96年刑诉法第48条明确规定证人有作证的义务，但却没有明确规定证人在履行义务的同时应享有什么具体权利。这使得证人在出庭作证的同时，还要承担人身风险，这显失公平，挫伤了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
(2)证人的义务与责任脱节。96年刑诉法规定作证是公民义务，但是对于证人拒绝作证，却没有规定应负什么法律责任，受什么惩罚，也没有规定对证人拒证可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因此是证人拒绝出庭作证时，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其次，亲历社会生活的经验和通过人际传播、新闻媒介获得的关于证人出庭的案例，难以让一般社会大众满意，社会大众难以从中获得对出庭的相关法律制度及人员的不可动摇的信任。
由于目前部分司法工作人员自身的素质并未提高到现行刑诉法所要求的水平上来，没有充分认识到证人出庭的重要性，认为既然证人证言已经在卷宗中体现，再让证人出庭就是多此一举、形式主义。所以他们在执行证人出庭制度时，采取消极应付的办法。长期的低薪和司法独立的不完全，影响了司法工作人员对正义事业的忠诚，对人民大众的深深同情和理解, 只是机械地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通知证人出庭。至于证人是否出庭，有什么困难，就一概不管。在庭审过程中，对证人未出庭的案件，质证时也只是走过场、走形式，当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法庭上对证人证言提出异议时也不闻不问，直接导致了辩护人和证人对证人出庭作证的意义和信念产生根本的动摇。证人逐收回了对法律的忠诚，对所有司法工作人员由此抱有成见，持不信任和不合作态度，从而在行动上制约了证人出庭作证的可能性。
以上所有的探讨皆建立在笔者对刑诉长时间的思考之上，这种思考只提出了问题而并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途径，或许是残缺的，但它是基于丰富的生活经验，直面现实、勇敢思考的结果。